中国经济学,其核心和主干是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旨在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联系,是分析和揭示社会多样经济活动、多层次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因而,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谋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阐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写出更好更适用的政治经济学专著。80年代以来,我国新编出了一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就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多数教材存在的缺陷是:
第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大多像是政策的浅释。面对向社会主义制度转换的规律,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如所有制性质和实现形式、收入分配性质和机制、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及其运行机制等,尚未能在科学抽象的高度上予以阐明。
第二,体制转轨的进程及其规律的分析和阐述更是薄弱环节。如对体制转轨进程的启动点、中心环节(不同阶段又有变化)、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的方式、难点如何攻克、阻力如何克服,宏观环境(如通胀)、自然环境(如农业歉收),国际环境变动下改革如何相适应;改革中渐进与激进的关系,改革力度的加强与适时调节等问题,人们还来不及进行总结和从理论上加以阐明。主体理论内容的缺乏和薄弱,成为当前新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胎记”。
第三,现实的经济体制在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逻辑起点、基本线索、理论结构和体系,理所当然应该有重大调整和重构。这是新教材编写应予解决的,但实际上却又是十分困难的问题。
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教材建设大大滞后于改革开放的进程,这就要求人们大力进行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www.xing528.com)
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1)它把市场机制引进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中,谋求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2)它引入和利用多种收入机制,谋求使有差别的收入和共同富裕相统一;(3)它引入和利用多种所有制,谋求所有制多元化和公有制为主体相统一。上述这些问题,以往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未曾涉及,更谈不上加以解决。上述问题似乎都是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站在传统理论的基点上,似乎是难以求解的哥德巴赫命题。改革的新实践需要人们重新研究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抱住陈旧的观念不放,是不可能阐释改革及其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另一方面,它需要人们重新研究,批判地汲取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要懂得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性质、活动动机、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懂得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全套体制和机制;懂得由“看不见的手”进行引导的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要研究上述结构、机制在公有制制度框架内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具有的新特点。显然,这不仅仅需要汲取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要素,而且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改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形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体制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等一整套的路线和方针,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航向。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冷静地总结了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基于中国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实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在中国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原理和新命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体系的特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创新精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拥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是当前进一步研讨、发展和形成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形成,其性质已经不只是一般的理论联系实际,“拿马克思经济学之弓,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的”,而是要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要研究、借鉴和发展西方市场理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应该从中国改革的伟大历史转变出发,从经济学大发展的高度出发,来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以及它的现实任务和理论使命。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性的制度创新的产物。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积极的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经济学的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与气派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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