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中的数量分析：庸俗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学中的数量分析，其理论依据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把数量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乃是以生产活动、生产过程与经济机制为研究对象，千方百计地回避对生产关系，特别是回避对所有制的分析，只在经济的现象形态上做文章，而不接触其内在本质，这就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7]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实质上是用对经济的现象形态、具体过程、活动机制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来歪曲和取消对生产关系的质的分析，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分析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即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有根本的不同。用数量分析来歪曲和回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集中表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数学模型分析法中。

西方经济学家宣称马克思缺乏数学分析工具，不能像他们那样使用连篇累牍的数学方程式，从而扬言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粗糙的”和有“漏洞的”。因而，他们提出要用高等数学分析方法来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精确化”。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森岛通夫说：“可以通过一种或两种方式使现代数理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联系起来，要么从形式和数量方面找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漏洞，要么给马克思的观点提供新的、严格的阐述。由于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数学家，所以就不能运用现代数学工具找出他的某些观点中不完善的地方。如果借助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成果而使马克思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取得一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形式，……则是更有趣，也更重要得多。”^[8]

当代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将数量分析方法用于价值论的领域，他们使用投入产出法和其他数学方法（包括回归法）来研究价值决定，打着要“补充”“完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旗号，或者说要修正马克思价值分析中的计量的“不精确”和“错误”，设计出一个又一个价值决定的数学模式。在20世纪初，德国的波尔特克维齐就提出所谓“转型”问题，并扬言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的数学公式包含着“不精确”和计算错误。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数量分析方法风靡西方经济学界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更掀起了讨论马克思的上述数学错误和设计精确的价值方程式的高潮。

关于运用数学方程式来求解价值的现代价值论，尽管它带有分析“精确化”“科学化”的迷惑人的外观，但它却是立足于庸俗的价值论的基础上。这就是：把价值作为一种可以由数学工具来加以计量的物量。如美国经济学家、教授萨缪尔森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计量生产单位商品中的商品（生产资料量）与劳动（劳动时间）投入量，由此来计算出商品的“价值”。萨缪尔森195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工资与利息：一种对马克思经济模型的现代解剖》中，把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公式c+v+p 中的c换算为资本投入的实物量+价格，把v等同于货币工资率（W）×劳动时间投入量，再将上面两项加总（通过实物投入—产出系数）求出生产物的价格。萨缪尔森扬言，通过生产中的物质投入—产出关系的数学运算可以得出十分精确的价值决定，并认为这种借助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远远比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方法优越得多。他说：“目前的精确的分析使人想起那个所谓的‘转化问题’是相当空洞的。”^[9]在这里，我们看见萨缪尔森的价值论的方法论，乃是里昂捷夫的投入产出方法，即产出量归之于投入量，例如把机器的价值=投入量（钢+煤+…+直接劳动）的价值。萨缪尔森设计出一系列数学方程式，计算投入产出系数，并将各项投入还原为人的一定数量的劳动。他的这种计量产品的价值投入的方法，实际上将价值偷换为价格，例如将产品机器价值=投入单位量×价格+（投入单位量×价格×平均利润率）=投入单位（量）价格（1+r）。(www.xing528.com)

萨缪尔森所玩弄的只不过是用价格计算来偷换价值决定的算术游戏，他设计的按照任何投入（换算为价格后）均取得平均利润的公式，只不过是一个价格计算模式。这种数学模式（线性模型）方法，实际上只是停留在生产价格的现象形式上，而根本不能成为价值理论。正因为如此，萨缪尔森公开说劳动价值概念是“多余”的，“第一卷的新分析——对‘价值’和‘相等的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只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无结果的糊涂思想”^[10]。他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包括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错误”的，而致力于从生产价格计算方法上的烦琐的数学推演，并由此来证明马克思的价值论是“笨拙的”，远远不如他们用一些高等数学求解方法那样简单、明快、精确。萨缪尔森实际上是宣扬一些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时髦的价值物质技术决定论。这种理论把价值这一社会关系当作物质技术关系，把价值量说成是一个可以由人们借助数学方法来加以计算的物量。这种技术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价值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商品“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11]。固然，马克思称价值为“价值实体”，“价值对象性”，但这是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社会关系实体，是“摸不着和看不见”的“幽灵一样”的“对象性”，要剖析出这种非物质实体的“对象性”的本质，只能借助理论的逻辑和定性分析方法，而不能借助数理逻辑和数量分析方法。企图用数量分析方法来找出价值实体和说明它的性质，不过是缘木求鱼。

投入产出法，对于研究生产的物质技术关系，如投入的物料与产生的产品的数量关系（用系数来加以代表），是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这种方法，在生产力的研究与社会经济管理和企业生产管理中，具有十分广泛的使用价值。但商品价值关系不是物质技术关系，决定价值的劳动乃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性，而不是劳动的自然支出，即纯生理的劳动耗费与生命力的支出。价值的形成和决定，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人们看见，那些生理学上有更大耗费的劳动投入，如沉重的体力劳动却只有较小的价值产出，而某种熟练的劳动，或者利用更有效的、更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在商品生产的市场机制中，它作为加强的劳动）的更少的投入，却可以有较大的价值产出。可见，价值决定不是技术性的投入劳动与产出的关系，而在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中才能确定的社会过程与社会行为。人们可以依靠计算，得出某一商品的自然物质要素的量，但却不能依靠数学运算，求出某一商品的价值量。可见，用投入产出这一分析事物技术性关系的方法来计量价值的西方经济学者，尽管是以数学精确性自诩，但是他们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不论他们怎样宣称这是为了“补充”马克思的价值论，或是为了发展“古典价值论”，实际上这不过是庸俗价值论的一种新翻版和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新手法罢了。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他们这种“对马克思的研究”的理论实质与要害，而不必在难以弄清的数学方程式的演算中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