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顺应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反映了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南升北降”深入调整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凭借自身实力和战略需要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新均衡。从作用看,G20站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高点和最前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领路人。这一点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充分体现,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但与以往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国际规则不同的是,G20提供了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协调机制,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与发达国家“同台共舞”。
从利益关系看,G20成员之间依靠经贸、投资、文化等纽带联系在一起,差异性大,对我国有较大影响。一是G20成员处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圈,政治经济关系受其影响。如既存在英语、拉丁语等印欧语系,也存在阿拉伯语和汉语语系;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儒释道和伊斯兰国家。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文化圈,交易成本更低,有利于开展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亚洲核心文化圈是我潜在资源,如果我国在国际政治和文化战略上更加开放和进取,拉丁语系国家、斯拉夫语系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等都可能在特定的国际利益博弈中与我国成为伙伴。二是地缘政治、合作机制和资源禀赋等决定了G20成员之间经贸关系的亲疏。我国在G20中最大的优势是与很多成员保持着大规模贸易联系,这是我国享有较突出地位的主要经济基础。更深入地看,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较高,发展中国家间互补性较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性都比较强,但与发达国家互补性更强,建立自贸区获益可能更大。三是我国与G20其他成员金融和投资联系的密切程度较低。金融开放程度较低导致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较少,在国际投资头寸方面,我国显著低于美、日、英、德、法等发达国家。
总的看,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比较紧密,但金融和投资联系不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则表现得非常全面均衡,在贸易、金融和直接投资方面与其他国家几乎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www.xing528.com)
到目前为止,G20只是一个大国共治的雏形,离真正成熟的全球治理模式还有相当距离。G20能否巩固其全球经济治理领路人的地位,取决于它是否能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组成和代表性问题。G20的成员资格获取、合法性、代表性等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软肋”。二是决策机制问题。G20峰会筹备没有长远规划导致在某些重大议题上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三是决议落实与效力问题。G20成果文件对各成员不具法律约束力。四是主导权之争。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分别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五是同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联合国、IMF、WTO等国际机构的大多数中小成员未参与G20讨论和决策。由于各国经济周期和复苏步伐不一致导致整体利益可能让位于个别国家利益,在债务危机、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扩大,如何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赢是当前G20能否走下去的关键。而未来G20能否真正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机制,主要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否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力量对比更加均衡的方向持续调整、G20能否从短期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长期治理成功转型,以及中美两大国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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