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和标识管理的伦理问题研究述评

各学科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和标识管理政策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结论。

从生物技术科学的角度，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黄大昉、贾士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等在研究转基因植物分子的基础上，赞成转基因产品的发展，相信在完善中国的标识管理政策后，转基因技术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中国环境保护部首席专家薛达元等人认为转基因产品还存在太多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张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赞同自愿标识制度。2003年浙江农业大学马述忠的博士论文《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制》认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应当采用加贴标签的“三步曲”：第一步，主张加贴肯定标签；第二步，主张加贴否定标签；第三步，取消标签[5]。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和经济资源专业格吕耶尔（Cuillaume P.A.Gruere）的博士论文“Labelling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从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并评估了不同的标识制度，认为强制标识可能成为一种贸易壁垒，自愿标识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侯守礼相继发表了《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和《转基因食品是否加贴标签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分析了三种标识制度即“不加贴标签”、“自愿加贴标签”和“强制性加贴标签”后，通过消费者行为变化，讨论了不同条件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认为自愿加贴标签制度最优[6]。

从伦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赞同强制标识制度。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毛新志的博士论文《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研究》认为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可以成为压倒反对标识的各种理由，主张对转基因食品应当进行强制标识[7]。南京大学戴忠喜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与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研究》认为，“经营者负有对转基因食品和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服务的标识义务”[8]。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陈希的硕士论文《转基因食品标签、消费者行为与市场份额——以城市居民超市食用油消费为例》认为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最终决定基因技术的未来[9]。2008年中南大学吴易雄的博士论文《转基因动物的伦理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涉及了转基因动物商业化的标识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欧凯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转基因食品消费进行研究的结论是强制标签制度是非常必要的[10]。另外，一些学者如杨昌举、黄季焜、仇焕广也从消费者的角度支持强制标识制度。

近年来，从法律角度研究转基因产品标识的比较多。2006年湖南师范大学郭海燕的《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法律规制》，2007年大连海事大学林东辉的《WTO框架下转基因产品相关的法律规则研究》，2009年江南大学张文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周楠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中国模式》等硕士论文。以上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消费者知情权、自愿标识或强制标识的争论、欧美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等问题上。论文集有2007年保罗·魏里希（Paul Weirich）主编的“Label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2005年11月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召开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会议的论文集，收集了美国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在转基因产品标识上的主要研究成果，本论文集主要集中在对欧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比较和对WTO规则的研究上。在所有关于转基因产品标识的法律研究中，付文佚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比较法研究》最为系统和全面。它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一般问题”“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价值思考”“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的理论基础”“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的自愿标识”“不同标识制度的比较”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协调和发展”七个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严谨的体系。(www.xing528.com)

其他涉及到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的专著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薛达元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与管理》，中国物资出版社许文涛、黄昆仑主编的《转基因食品社会文化伦理透视》，科学出版社刘谦、朱鑫泉主编的《生物安全》、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毛新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等。

正是由于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和伦理问题的担忧，以及在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上存在的争议，2012年，厉以宁、钟南山、袁隆平等国内著名的院士曾集体发出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对当前的生物科技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加以必要的引导。由此可见，转基因产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总体来看，现有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仍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没有出现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的伦理问题专著，因此，现有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