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产品的安全争议及伦理问题解析

人类要生存就要解决温饱问题，农业是满足人类温饱需要的必要生产活动。世界人口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世界人口已达到历史性的70亿。联合国2001年2月28日发布的人口报告认为，到2020年世界人口将增至75亿，2050年将达到93亿，预计21世纪末全球人口很可能突破100亿，届时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将会使人类陷入生存的危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其发布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中指出，国际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大面积的经济衰退，并导致世界各国的饥饿状况不断恶化。而伴随着工业生产与城市扩张，以及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和过度耕作，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耕地不断减少、土壤流失加剧、土壤质量不断降低等共同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农业还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之一（约占全球总量的14%）。人口激增、耕地减少和土壤质量降低等多方面的压力使世界面临着农业危机。绿色革命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估计：“要满足预期的食品需求，到2025年，所有谷物的平均产量必须比1990年的平均产量高出80%。”[1]如何养活2025年的世界人口，是各国政府不得不为之深思熟虑的难题，人类不仅需要以更少的资源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还得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开发出能更好适应气候条件的新品种。这些增长必须主要源自生物技术手段，而不是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强灌溉。通过转基因技术改良后，农产品可以增强抗旱、抗病虫害的能力，从而增加单产，有效保证粮食的供应。大力发展转基因食品就是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应对世界粮食问题的方法之一。

1983年，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马铃薯在美国诞生，标志着转基因技术已经用于改良农作物了。1986年，美国和法国率先批准转基因抗除草剂烟草进行田间试验。1994年，美国卡尔金（Calgene）公司的延熟保鲜转基因西红柿“Flavr Savr”获得美国农业部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进入市场，标志着转基因作物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真正开始。从此，商品化推广转基因作物得到快速发展，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的统计，“201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1.851亿公顷，增加了110倍，这使生物技术成为近年来应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21年间（从1996年至2016年）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面积累计达到了21亿公顷。”[2]

但是，转基因产品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危险。由于转基因产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导致转基因产品引发了一系列的安全争议事件。1998年的“普兹泰事件”、美国“班蝶事件”、墨西哥的玉米原产地受到污染事件等。2003年10月，朱燕翎女士状告世界著名食品制造商雀巢公司在其食品“雀巢巧伴伴”使用转基因成分而不标识，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是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指责雀巢公司在转基因问题上对中国和欧盟使用双重标准的继续。同时，也是自欧盟对转基因产品采取标识管理后，转基因产品带来的又一场风波。这一事件表明转基因产品的标识管理对贸易、技术和消费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也表明如何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和界定标识的范围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讨论的焦点。

转基因产品作为一种新兴产品，存在着许多科学上的不确定因素。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界定。一种是自然科学意义的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是指转基因产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现有的管理体系是否可以将危害消除或降低到人体所能够耐受的程度。还有一种就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同时还包括转基因产品安全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此问题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等的综合反应。

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影响因素：一是转基因产品本身是否安全，比如有没有毒素、过敏源、营养物质损失等问题；二是人体的生理机制能否接纳转基因产品，比如人体的消化系统如何消化、个体体质和耐受性的差异等；三是产品与人体相互作用的中介系统，主要是转基因产品的管理体系，比如加工方法对产品安全有什么影响、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检验措施保证消费者在食用时转基因产品处于卫生状态等。其中由安全评估、安全措施构成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管理体系。目前，转基因产品安全评估主要采用实质等同性原则。安全措施包括咨询程序、审批程序、贴标签和加强宣传等。(www.xing528.com)

社会意义上转基因产品安全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伦理问题：作为评价和行为主体的人或组织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通过认知机制和决策机制对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的认识，同时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加上其他一些理性和非理性的决策影响因素的权衡，不同主体会思考一些不同的关涉伦理的问题，如转基因产品是否维护了生命尊严、经济的正义、尊重了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等等。即使在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有相同的认识时，不同主体也会在经过各种权衡后采取不同的行为来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和措施，求得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结果。

这些安全事件引起的伦理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的民众开始要求政府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管理。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管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模式：美国的自愿标识制度、欧盟的全面强制标识制度和中国的部分强制标识制度。这三种模式在对转基因产品的定义、对实质等同原则的理解、管理原则、管理方法和具体的标识规定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标识管理制度满足了不同利益需求的动态平衡，各国根据本国的基础情况决定采用哪种标识管理制度并采取措施弥补该标识管理制度的不足。不同国家的标识管理政策会阻碍国际转基因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后直接威胁到转基因产品的发展。在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中如何求同存异是值得当今学者研究的现实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果希望能够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提供参考。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数量一直在增长，2014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有390万公顷，居世界第6位[3]。2016年，中国因大量棉花储备以及棉花价格走低而减少了棉花种植面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280万公顷，居世界第8位[4]。2009年11月27日，中国通过了对转基因玉米和水稻的生物安全认证，这将对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应用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现在种植的转基因食品有番木瓜、番茄和甜椒，进口的主要是大豆。水稻是中国人的主食，转基因水稻在未来可能的商业化生产不仅引起个人和社会的关注和反应，而且对国际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格局和国际贸易也有重大影响。我国目前采取的部分强制标识制度在协调各种利益需求时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水稻和玉米加工品带来食品产品种类的丰富也对现行标识制度的执行带来挑战。本研究对综合理解和客观评价我国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认识标识制度作用的局限和执行的困难，对合理的改进和完善现有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有理论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