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供给原理的构成优化

（一）

“有效需求”是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在本书中完全借用了该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剖。从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学结论。

那么我们能否借鉴“有效需求”概念而提出“有效供给”“有效分配”“有效流通”“有效消费”概念呢？这应该是一条研究经济学的线索，我们不妨试着研究一下。我们先从“有效供给”概念开始试一下。

“有效需求”概念，重在“消费欲望”（客观需求）和“支付能力”的结合。只有同时出现“客观需求”和“支付能力”，才会出现“有效需求”并最终形成实实在在的“购买力”。那么“有效供给”是否也存在着相类似的情况呢？

“有效需求”是一种有支付能力的“经济需求”。同样如果经济运行存在所谓的“有效供给”，则该“有效供给”必然是一种特殊的“供给能力”。因为，白马是一种马，不会是马之外的动物。所以该特殊的“供给能力”的本质，必然是“供给能力”而不是其他事物。

（二）

为了研究“有效供给”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社会供给”。参见图15-25“社会供给图”。

我们从该图中可以发现“社会供给”是一个从外界输入劳务，并向外界输出商品的系统。“社会供给”犹如一个工厂，而“劳务”是其生产所用的原材料，商品是其生产的最终产品。如果我们将“社会供给系统”在特定时间段内所吸收的“劳务量”称之为“总劳务量”，同时将该“社会供给系统”在此特定时间段内所输出的“商品量”称之为“总商品量”，则有公式：总商品量=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劳务量。这个公式被我们称为“社会总供给公式”。

我们假设某社会从古至今“人口数量”和“所能提供劳动力的数量”不变，则显然根据该“社会总供给公式”可知从古至今该社会所提供的“总劳务量”不变。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所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所生产的“总商品量”就会随之大幅度提高。很显然“总商品量”的提高来自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这个“平均劳动生产率”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只同技术水平有关系”，而是同“资源约束”“劳动组织水平”“社会需求”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即使生产技术水平非常高，但是停工待料会导致开工不足，这种开工不足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其效果等同于生产技术水平的低下。

同理，劳动组织水平而导致的窝工也会使得“劳动生产率”降低，即使生产技术水平很高，但是如果出现窝工现象，同样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其效果等同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而所生产的产品超过“有效需求”而导致无法销售出去，最终导致产品的变质浪费，这种浪费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等同于降低“劳动生产率”。

本书认为“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组织水平”“资源供给水平”的本质都是“劳务量”的投入或堆积。增加那些改进“生产技术水平”的“劳务量”，则技术水平就会提高。而从古至今所逐渐提升的“生产技术水平”，本质上是从古至今无数代人累积投入到“生产技术”方面的“劳务量”所堆积而成的。每代人都投入一些“劳务量”用以改进生产技术，经过数千年的积累才造就了我们当前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水平”。

同理，“资源供给水平”的高低也与“劳务量”投入多寡高度相关。例如能源和矿藏的供给，同投入到勘探及勘探技术装备上的“劳务量”呈正相关关系。投入的“劳务量”多，则社会所获得的“资源供给水平”就越高。投入到勘探装备上的“劳务量”越多，则社会所获得的“资源供给水平”就越高。

有人会说，在一片没有资源的土地上投入再多的“劳务量”也无法提供“资源供给水平”。这种认识在通常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拉长，就会发现当投入的“劳务量”达到某个临界点，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如果所投入的“劳务量”突破了“可控核聚变”的临界点，则“资源供给水平”就会变成无限大了。因为从古至今人们所消耗的资源并没有消失，而只不过变成了另外的物质形态。只要能源足够多，则随时可以将所消耗掉的资源再次还原，所以此时任何资源都不会稀缺。

同理，人们的“劳动组织水平”的高低也与“劳务量”投入多寡的高度相关。受制于技术水平，古代人们的“劳动组织水平”极其低下。只能组成小型的生产组织进行生产，无法组织起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生产组织进行生产。仅仅通讯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交通技术就会约束古人的“劳动组织水平”。现代社会，大型工厂可以做到低库存甚至零库存，而在没有网络技术或先进信息传递手段的社会，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先进的通讯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交通技术也都是“劳务量”所堆积而成的。

所以从“社会总供给公式”：“总商品量=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劳务量”中，我们公式右边的全部都是“劳务量”的投入。只不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是过往经济周期所累积投入的“劳务量”，而“总劳务量”是当期所投入的“劳务量”。那些附着在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劳动组织技术上的过往“劳务量”，同当期所投入的“总劳务量”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而生产出“总商品”来。

（三）

但是如果所生产的产品并不是对社会有用的商品，则“社会总供给公式”应该改为：总产品量=“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ד总劳务量”。而如果所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是无用的，则就相当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变成了0。则根据公式有：总商品量=0ד总劳动量”=0。所以“社会总供给公式”之所以成立，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所生产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商品。

这样就存在一个交集，交集的一方是“社会需求”，另一方是“社会供给”所生产的产品，于是就有了图15-44：图中，A是“有效需求”，B是“供给能力”。C是A和B的交集，我们将C称之为“有效供给”。（A-C）是暂时不能满足的“有效需求”。（B-C）是暂时不能派上用场的“供给能力”。而“社会总供给公式”中的“总商品量”，实际上是图中的C部分。

图15-44　有效供给构成原理图

社会中的“有效需求”都是缓慢释放的，如果全部集中释放则就会超过社会的供给能力。奸商哄抬物价、大户拉升股票，就是通过突然释放“有效需求”导致“社会供给能力”无法跟上“社会需求”的节奏而出现的。

社会上的“有效需求”可以通过集中释放而突然放大，也可以通过金融杠杆而成倍放大，但是“社会供给”却无法立即随之放大。变动不拘的“社会需求”和细水长流的“社会供给”形成了一对“欢喜冤家”。就如构成“有效需求”的“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一样。“消费欲望”如脱缰野马，随时准备飞驰而去，但是“支付能力”就如套在野马脖子上的缰绳一样，按照一定的节奏而运行。同样是一个变动不拘，一个细水长流。

（四）

人们似乎还是感觉哪里不对。社会上有所谓的“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情况。在“过剩经济”的情况下，“供给能力”超出“有效需求”。制约“社会供给”的不是“供给能力”反而应该是“有效需求”。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的确，在当代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产能过剩”随处可见。反而拥有“有效需求”的“客户”比较稀缺。“顾客是上帝”的说法是“产能过剩”时代的真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够制约“社会供给”的似乎应该是“有效需求”而不是“供给能力”。(www.xing528.com)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回答。一个是任何时代的“产能过剩”都是“局部的过剩”，而不是“全面的过剩”。另一个是“客观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待满足需求”比比皆是，其本质是“供给能力”不足。

从第一个方面来讲。“产能过剩”在任何时代都存在。洪荒时代，部落迁徙图中遇到了猎物丰富的狩猎场或瓜果满山的“流着奶油和蜜”的地方时，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农牧业时代，风调雨顺、政通人和的时代就会“仓廪殷实”“牛羊满圈”，同样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工业时代，更是几乎每个行业都会频繁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所以，“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工业时代才出现的特例，而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常态。

但是所有时代的“产能过剩”，都是局部的“产能过剩”，而不是全面的“产能过剩”。谷贱伤农的时代，稻谷粮食“产能过剩”了，但是瓜果蔬菜却不一定“产能过剩”。甚至因为稻谷粮食的“产能过剩”而导致了瓜果蔬菜的极度稀缺。

猪肉“产能过剩”了，但是牛羊肉可能依然“产能不足”。农产品“产能过剩”了，但是工业品可能依然“产能不足”。工业品“产能过剩”了，但是服务业可能依然“产能不足”。我们所熟悉的“产能过剩”，其实皆是伪“产能过剩”，其本质是产能结构的失调。

古代的产能过剩，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代的钢铁产能，在现在社会看来不值一提，但是当时的确是严重的“产能过剩”。美国大萧条时代，没有我们现代社会的多种多样消耗钢铁的消费品，其钢铁产能无法被当时的“有效需求”容纳，所以显得“产能过剩”了。

每个时代的那些“产能过剩”的领域，几乎都是那些技术成熟、进入门槛低的领域。而那些人们普遍感觉无法实现的奢望，都是产能严重不足的领域。在黑白电视产能过剩的时代，彩电产能却可能严重不足。

从第二个方面讲。任何时代都不是全面的、绝对的“产能过剩”。同任何时代“产能过剩”相伴随的是社会上随处可见的待满足“客观需求”。即使现代社会，看似全面“产能过剩”，但是实际上却是高档奢侈品或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严重产能不足。例如人人都渴望拥有私人飞机，但是却无法实行这样的愿望。为什么呢？很显然原因只有一个：产能不足。人人都渴望拥有豪华别墅，依然只能是愿望。其原因依然只能是“产能不足”，等等。

任何产品“成本降低”都是伴随着“产能扩大”而出现的。“成本降低”和“产能扩大”是两位一体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以前买不起汽车，现在买得起汽车，看似是一个“成本降低”的过程，而其本质是一个“产能扩大”的过程。待满足“客观需求”变成“有效需求”的过程，也同样是一个“产能扩大”的过程。唯有“产能扩大”才能真正逐渐消灭待满足“客观需求”。反过来说，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待满足的“客观需求”，则就证明该社会依然“产能不足”，也就是说“供给能力”不足。

所以在“有效需求”和“供给能力”对“有效供给”（社会供给）的影响中，“供给能力”始终是“有效供给”的最终制约因素。

（五）

从公式：总商品量=“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ד总劳务量”中，我们知道“供给能力”的大小在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总劳务量”（当期）两者的乘积。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或“总劳务量”（当期），都会极大提升整个社会的产出。

而我们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装备水平、技术水平、资源供给水平、劳动组织水平等共同构成了当期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而这些构成“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要素来自于人类从古至今所累积投入的“劳务量”，而当期的“总劳务量”中也会有一部分“劳务量”被用于提供“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上。剩下部分才会被完全用于本期的消费。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经济计划部门总是研究“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的问题。当时的所谓积累，就是用于装备、工具、技术等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上的“劳务量”，而“消费”才是真正用到社会成员生活水平上的“劳务量”。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为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政策。用一代人吃两代人的苦来努力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勒紧裤腰带搞经济建设，这才有了后30年的经济起飞的基础。以农业生产为例，假设中国共有4亿劳动力。那么当时的情况是：3亿农民生产粮食供1亿工人进行工业生产。工人所生产的钢材、机械等如果用来支援农业，则3亿农民的生活就不会太苦。但是1亿工人所生产的钢材、机械等并没有用来支援农业，而是用来扩大钢材、机械等方面的产能。国家收取农业剩余而支援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力得不到提高的同时需要大幅度地付出，所以才有一代人吃两代人苦的现实。

那么“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代表过往所累积的“劳务量”，同当期“总劳务量”一样，它们的本质都是“劳务量”，或者用我们本书的术语是“劳动时间”。这些构成“供给能力”的“总劳务量”来自何方呢？谁能够为“社会供给”提供“劳务量”（或劳动时间）呢？

不会是“社会需求”，不会是“社会分配”，不会是“社会流通”，不会是“社会供给”自身。那么只能是“社会消费”了。只有“社会消费”才能够产出“劳务量”（劳动时间）。只有“社会消费”能够拥有输入“商品”，输出“劳动力”，进而输出“劳务量”（劳动时间）的能力。所以我们说是“社会消费”提供了构成“供给能力”的“总劳务量”。

（六）

同“社会供给”过程输入“劳务”、输出“商品”相反，“社会消费”输入“商品”、输出“劳务”。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化学中的“氧化过程”与“还原过程”一样，“社会消费”负责氧化“商品”使之变为“劳务”，而“社会供给”负责还原“劳务”使之变为“商品”。

“社会消费”提供“社会供给”所必需的“劳务”，而这些“劳务”又是构成“供给能力”的唯一因素。所以我们称“社会消费”决定了“供给能力”。当然，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依然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社会消费”决定“供给能力”，总是让人感觉不合常理。

其实换一个角度就觉得正常了。“社会消费”才能孽生出人口，有了人口才能够有劳动力，有了劳动力才能够进行生产，然后才能够获得“供给能力”。一个社会，如果消费水平高而不产出“劳动力”，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懒惰型社会”。大家都知道“只吃不干”，除非有收入来源，否则“社会供给”必然低下，从而导致经济最终萎缩。所以，“社会消费”决定“供给能力”并没有逻辑上的缺陷，只不过不符合大家的常识罢了。

那么对于“有效需求”和“供给能力”共同决定的“有效供给”来说，既然“供给能力”可以制衡“有效供给”，则必然有“社会消费”制衡“有效供给”。而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社会供给”。

所以我们这里得出一个结论：“社会消费”制衡“社会供给”。

（七）

所谓的“有效需求”，实际上就是“社会需求”。“有效需求”可以引诱、促进“社会供给”的发展。则实际上就是“社会需求”可以引诱、促进“社会供给”的发展。

就如同我们从“有效需求”的解剖中，所得出以下结论一样，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结论：1.“有效供给”内部含有一对阴阳力量，分别是阳性的“有效需求”和阴性的“供给能力”。2.阳性的“有效需求”和阴性的“供给能力”两者的交集制造了“有效供给”。3.阳性的“有效需求”能够对“有效供给”产生“促进作用”。阴性的“供给能力”能够对“有效供给”产生“制衡作用”。4.提供“有效需求”的“社会需求”可以为“有效供给”提供“促进作用”。提供“供给能力”的“社会消费”可以为“有效供给”提供“制衡作用”。

这样我们也得出了“经济运行”中的第二组关系链条：“社会需求”促进“社会供给”，“社会消费”制衡“社会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