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在“社会生产”中选择什么样的股权结构、组织方式、生产决策权的“集中与分散”,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与该社会的技术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的内外环境高度相关。
生产技术水平低,外部环境恶劣,则导致个人或小家庭无力在“远古洪荒时代”生存。这时,即使“分家过日子”的愿望再迫切也必须服从于生存的压力。于是“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和“集体生产方式”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即在“远古洪荒时代”,人们必然选择在社会生产中采取“股权结构”集中、“生产组织方式”集中的社会制度。
而一旦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个人或小家庭能够独立进行社会生产,而且外部生存压力减缓或消失;则“分家过日子”的愿望就会失去约束。
当“原始共产主义所有制”和“集体化生产方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后,“分家过日子”的“私有制”和“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就会摧枯拉朽地埋葬旧制度。从而导致社会生产中的“股权结构”开始不可避免地由“集中”走向“分散”。
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少数人所生产的粮食等基本生存物资可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时,剩余劳动力就会无所事事,必然想方设法从事其他职业。于是就会从农牧业上转移了出去。这些人可以从事其他产品的生产,例如从事手工业、服务业、加工制造业,并用其产品换取农业劳动者手中的农产品。当所有人都离不开这些新产品时,这些产品也就纳入“社会价值量标准”中了。
随着“社会价值量标准”的逐步扩充,必然导致所有人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获得所有“社会价值量标准”的全部产品。当所有人都必须依靠他人所提供的产品而生存时,“私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在社会生产的“股权结构”分散的背景下,而“生产组织方式”却日渐集中。(www.xing528.com)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私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所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分配失衡、生产过剩(一窝蜂地生产某些过剩的产品)、大规模失业、经济循环梗阻等弊端充分暴露后。“计划经济”作为对这种弊端的弥补和尝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种“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股权集中,“生产组织方式”集中,“生产决策权”集中的生产方式。
“计划经济”因社会生产中的股权结构、组织方式、生产决策权三者全部高度集中,导致了严重的弊端。在同其他不同社会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后,逐渐走向解体。而苏联采取将原本高度集中的三者,突然放开。这导致社会生产完全紊乱,所谓的“休克疗法”变成了一种消灭既有生产能力的屠宰刀。
而中国采取了在民生领域实行“股权结构”分散,在重工业和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继续保持“股权结构”的集中。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采取灵活措施,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措施。而在“生产决策权”方面,在低层次的企业生产领域全面放开,而另一方面在总量上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灵活运用,激发出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欧美等西方经济体在社会生产中,采取“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生产决策权”高度分散,却又采取某种程度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分散有余、集中不足。相对来说他们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无法有效调节和应对现代社会生产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导致在社会生产力竞争中被中国逐渐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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