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中描述了“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行状况。这是中国古人以高度发达的史学、高度精炼的语言，为后人所记载的发生在上古时代的一次恢弘的社会制度大变迁。
很显然，“大道既行”代表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运行情况。主要特点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化生产”。“大道既隐”代表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后，人类的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其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兴起，原始共产主义解体；由私人（或小家庭）自行安排经济活动”。
因华夏民族是早慧的民族，史学高度发达，华夏民族将“青史留美名”推高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唐代以前的正史皆有大量佐证，并且齐国太史简[1]和晋国董狐直笔[2]的故事表明我们民族的古史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两种情况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事实。(www.xing528.com)
况且，在生产力不发达、猛兽肆虐、敌对部落环伺的环境下，人类个体无法独自进行生产活动。必须在部落集体的保护与组织下才能够共同生产。这样则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就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阶段了。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兴起了。“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因不适应新情况而逐渐解体。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私有制”为主导的人类社会了。此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人人都脱离所谓的“公家”，开始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奋斗了。
“私有制”的兴起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而更是灵魂深处的社会观念大变革。人们的观念由“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或者说由“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
“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的社会情况，为我们观察“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提供了难得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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