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量标准的数量变动

（一）

每个时代、每个特定时间段，都有特定的“社会价值量标准”。而所有时代的“社会价值量标准”都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消费品所构成的。限于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以造成每个特定的“社会价值量标准”都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例如，农业时代限于生产力，一亩地最多只能生产300斤左右的小麦。这就造成整个社会所生产的小麦总量有限，在人口特定的情况下，每个人所能消费的小麦就会有一个特定的数量。这造成该社会的“社会价值量标准”中，只能含有特定数量的小麦。

在人口少而土地多的情况下，增加荒地开垦、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改进生产技术都会增加小麦的产量。小麦总产量增加，则势必会增加“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小麦数量。但是这种数量的扩张并不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生产用于吃的小麦，还需要生产用于穿的桑麻、用于住的房屋、用于出行的牛车、马车。政府也会频繁征发劳役^[4]去修筑公共设施。这些生产和劳役都会挤占用于小麦生产的劳动力投入。

（二）

而一旦农业技术进步，或者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则会增加小麦的产量。当社会上小麦产量普遍增加时，“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小麦数量也会随之扩张。这种扩张，是一种数量的扩张。

但是数量的扩张受制于几个特定因素。1.受制于能够投入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即“劳动时间”投入。2.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受制于“生产资料”的限制，比如土地总量会限制小麦总产量的扩张。4.受制于人们的极限需求总量，当所有人都拥有吃不完的小麦时，小麦数量的扩张也就到了尽头。5.受制于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数量的多寡。这五个因素，既可以促使和限制“社会价值量标准”的扩张，也可以促使和限制“社会价值量标准”的收缩。

当没有“生产资料”（例如小麦生产所用的土地）供应限制时，增加劳动投入、增加“劳动生产率”会提高产量，导致“社会价值量标准”不停地扩张数量，而此时劳动力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人口会随之增值。

当达到“生产资料”（例如小麦生产所用的土地）供应的“天花板”时：社会总产量已经被锁定，人口的增加则意味着人均占有数量的减少，也即“社会价值量标准”中数量的缩减。此时，人们会觉着生活越来越艰难，导致人口再生产受到抑制。历史研究中所谓的社会发展“内卷化”^[5]效应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人口增加超过极限只会导致“社会价值量标准”的数量逐渐减少，从而导致消费的升级换代无法实现。

当“生产资料”无限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而导致产量达到人们需求量的“天花板”时。“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数量扩张达到了极限。例如粮食的产量再高，也因达到了人们一日三餐的极限消费量，而导致多余的粮食只能浪费掉。此时无论再增加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生产资料的投入，都不足以增加“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消费品数量。

当人们的需求数量得到了充分满足时，人们开始扩张“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种类。也就是开始扩张“食谱”了。所谓的消费升级换代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以上限制“社会价值量标准”中所含消费品数量的因素，不仅仅存在于农业时代。而是存在于所有的时代。

（三）

农业时代，中国经历了众多王朝的兴衰周期。每一个王朝周期，其实都是一个大的经济周期。

在王朝的初期，经历战乱后人口稀少、土地众多。社会生产没有“生产资料”的限制。只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则农业产量就会增加。相应地“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也会增加。此时社会安定，人们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人们非常容易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社会价值量标准”。于是人口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社会人口大量繁殖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会导致更多荒地的开垦，于是社会财富继续增加，最终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6]。一方面，社会上荒地资源有限，垦殖到一定程度后土地资源不再增加。另一方面，社会中的“豪强”^[7]在不停地聚敛、鲸吞既有的存量土地，导致土地在平民手中的数量实际上在减少。同时人口也在不停地增加。这样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平民百姓人均所占有土地量、农作物产量都大大减少。

这种情况下，“社会价值量标准”中的农产品数量、种类必然逐渐减少。当土地集中发展到极致后，古代中国就会出现遍地的失地流民。流民是什么？流民就是古代的失业人口。流民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是绝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流民和失业人口，都是既有社会秩序失败者，同时也是破坏者。

当发展到“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一新的王朝循环就开始酝酿了。古代王朝最怕流民，而现代社会最怕失业人口暴增，两者的道理是相同的。当现代社会发展到99%和1%对立时^[8]，也就开启了社会解体的进程。

（四）

生产资料和人口数量，是一对严重影响“社会价值量标准”的限制性条件。当人口数量过快扩张，导致很短的时间消费掉了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从而导致多数人始终处于数量上的解饿状态时，则就会导致人们无法越过数量满足而追求质量，或者寻求其他更多需求的满足。这会导致“社会价值量标准”的质量和种类，无法得到扩张。(www.xing528.com)

或者因资源有限，从而到达“生产资料”供应的天花板状态。导致社会供给的总数量无法进一步提高，以致社会上多数成员得不到“数量满足”，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价值量标准”的种类扩张或升级换代同样无法完成。

中国早在唐宋时代就达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各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已经具备，但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没有产生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9]。如果我们从“社会价值量标准”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就是因为中国各个王朝都没有能够在“生产资料”同人口的比例关系达到天花板之前，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农业技术（化学和化肥技术）。从而导致“社会价值量标准”无法完成升级换代。

而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实现，是因为首先欧洲从中国移植了数千年的技术积累，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实验科学。这使得技术突破成为了可能。其次通过殖民扩张，将多余的人口转移出去，将缺少的资源掠夺进来。使得在其“社会价值量标准”中，农产品始终处于极限数量状态。这为“社会价值量标准”的种类扩张和质量提升提供了社会条件。

技术资源和财富资源从全球向欧洲集中，是他们实现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对财富的渴望，使得他们渴望通过技术发展而攫取超额利润。同时维持对殖民地军事技术代差，也是他们孜孜以求发展技术的动力。有条件，有动力，有能力，所以工业革命必然在西方爆发。

所谓的工业革命，本质上是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社会价值量标准”的全面升级替换，而诱发的。

（五）

我们经过前面的分析会发现：“社会价值量标准”的数量扩张，共有两种。一种是其中所含有的既有消费品数量的扩张。另一种是新的消费品加入“社会价值量标准”中，从而升级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量标准”。

“社会价值量标准”数量的收缩，一般存在以下几种原因：1.天灾、瘟疫、战乱。2.外部封锁。3.资源供应窘迫。4.人口超额。

其中，天灾、战乱、瘟疫，会降低生产投入、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产能的收缩。这势必造成“社会价值量标准”数量的缩减。

外部封锁，对于小国家来说，是致命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小国家不具备全产业链优势。不能做到生产所需要的所有商品，而只能生产一部分商品，甚至只能生产一部分商品的零部件。一旦遭遇严重的外部封锁，比如导致既有“社会价值量标准”中很多消费品供应的中断，从而导致“社会价值量标准”的骤然收缩。

例如，朝鲜在苏联解体后失去了“经互会”^[10]的依托，失去获取“社会价值量标准”中多数消费品的供应能力。又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从所谓“变修的中国”和“敌对的西方”获得“社会价值量标准”中多数消费品的供应能力，于是他们经历了“社会价值量标准”骤然收缩的痛苦过程。

“资源供应窘迫”是指资源供应跟不上社会需求发展的现象。资源多寡是同人口匹配而得出的。人口多，资源更多，则资源供应不会窘迫。人口少，资源更少，则资源供应就会相对窘迫。而资源供应窘迫，往往伴随着人口的超额。

中国历代王朝的秩序的崩溃，基本上是因为“资源供应窘迫”而导致流民遍地所造成的。土地资源供应窘迫，就会逼迫人们降低“社会价值量标准”。古代中国人但凡有点糊口的粮食就不会造反。可是一旦失去土地，就等于断绝了所有的收入来源，不造反就会饿死。变成了彻底的失业人口——流民，于是就成了秩序的破坏力量。同时帝国的官僚和地方上的豪强们贪得无厌，不停地鲸吞土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大量制造失地流民，也在不断地为自己挖掘坟墓。

（六）

现代社会看似永远摆脱了古人的悲惨命运，再也不用受到土地的制约了。实际上，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更加脆弱。只不过我们处在工业时代的初期，各种资源限制条件（供应天花板）远远没有达到罢了。

按照现有资源消耗速度，几百年后人类就会非常明显地遇到资源枯竭的困境。除非同工业革命出现一样，出现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实现资源的升级换代。就如以前只将土地看作资源，而不将各种矿山看作资源一样。技术进步，使得以前不是资源的东西变成了资源。如果未来不能够实现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则在既有资源消耗完毕后，人类将面临比农业时代更加悲惨的境地：经济体系全面崩溃。

当然这个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可控核聚变”^[11]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