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校雠略》：目录学的重要探索

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集中于《通志·校雠略》。归纳起来大约有四点。

第一点是“广古今而无遗”。郑樵在《编次必记亡书论》中说：“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记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库之书，比于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尤甚焉。”又说：“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唐人求书有《搜访图书目》一卷，所以得书之多也。……臣今所作《群书会纪》，不唯简别类例，亦所以广古今而无遗也。”郑樵认为，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唐以前的书目都记亡书。记亡书就有所本，可依此而求书。所谓“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郑樵并举例说：“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唐人不能记亡书，然犹记其当代作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唯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基于“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宗旨，郑樵编了《群书会纪》，即20略中的《艺文略》。《艺文略》是在《群书会纪》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艺文略》是《通志》中的一略，但它与一般的史志目录不同。宋代以前以及宋代的史志目录，都是依据当代官修的政府藏书目录编成的，所纪都是一代藏书之盛。而《艺文略》却不同，它既不是纪一代藏书之盛，也不是纪一代之著述，而是“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因此，它所依据的目录资料，就不能仅仅限于当代的政府藏书目录以及当代的私人藏书目录等，而是要广泛地利用古今的一切目录资料作为参考，方能做到“广古今而无遗”。郑樵在《校雠略》中，说明了《艺文略》著录典籍的范围：“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由此看来，《艺文略》所著录之书，自汉至宋，略于汉晋而详于宋代。郑樵以历代的公私书目为参考资料，尽力搜集，想编成一部纪世间所有之书的目录。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艺文略》并不局限于一代藏书，而是包含了自汉代至宋代的藏书，这一点是宋代以前以及宋代的公私目录都不能相比的。这正是郑樵的广博思想的体现。郑樵想通过《艺文略》“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他当然不可能做到“无遗”，但《艺文略》囊括百代的“广博”，却是任何目录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点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之所以提倡“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是要把古今有无之书集中在一起，统一分类，通过分类，把古今学术之本末体现出来。郑樵在《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郑樵重视图书的分类，认为类例分则学术明，学术明则书不亡。对于目录的功用以及目录的分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唐代就已有人论述。

《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序》说：“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这是说，好的目录应当能够剖析条流，各有其部。而不能辨其流别，只记书名，则违背了《别录》《七略》的宗旨。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序》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释智升概括地说明了目录的功用。毋煚《古今书录序》说：“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毋煚将目录的功用，解说得更加充分。到了郑樵，则更加明确地揭示了目录的分类与学术源流之间的紧密关系。郑樵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目录的分类要能够体现学术源流，他还通过《艺文略》的分类，实践他的分类理论。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提到了《艺文略》的分类：“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类下又分家，家下又分种。如，经一类分为9家，9家又各自分类，总共又分为88种。礼一类又分为7家，7家又各自再分类，总共是54种。《艺文略》的分类总计是12大类，12大类又分为百家，百家再分为422种。郑樵说：“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郑樵分群书为12类，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郑樵之前，北宋时期有李淑《邯郸图书十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8个大类，57个子目。郑樵之后，有郑寅《郑氏书目》，将图书分为经、史、子、艺、方技、文、类7类。他们都不遵循四部分类法的成规，而是另创新法。但是郑樵《艺文略》的分类，比他们的分类更大胆地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束缚，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它们所无法比拟的。郑樵所分的12类中，礼、乐、小学3类，从以往的经部中析出，单独成类，与经类并立；星数、五行、艺术、医方4类，按传统分类法是在子部，郑樵将它们自子部分出，单独成类。郑樵不囿于传统的学术观念及分类法，完全从书籍的性质出发，将《艺文略》中典籍按照自己的分类理论划分类别，不但突破四分法的局限，将大类扩展为12类，而且分类分到了三级，类下是家，家下又分种。郑樵说：“《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图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诂训，故分为十二种。《礼》虽一类，而有七种，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春秋》虽一类而有五家，以啖、赵杂于公、谷可乎？《乐》虽主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字，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离。日月星辰岂可与风云气候同为天文之学；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宫太一同为五行之书？以此观之，《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校金谁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在郑樵以前，自汉代至宋代，目录的分类经历了六分、七分最后统一为四部分类法的变化，与郑樵相距不远的北宋及南宋，又先后有李淑《邯郸图书十志》的八分法和郑寅《郑氏书目》的七分法。这是指图书分类法大类的变化。从最早的《七略》到与郑樵同时代的公私目录，小类的划分虽然数量不同，如《七略》分为38个小类；《隋书·经籍志》分为40小类；《直斋书录解题》分为53小类等，数量不同，但相同的是，都是只分到第二位，只有郑樵，分类分到了第三级，如经类分为9家，9家之一的《易》类，又再分为16种。宋代是目录学繁荣发达的时代，然而郑樵《艺文略》的分类法，无论就其广博还是细密、深入，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水平。

《艺文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艺文略》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并不大，但是郑樵具有创造精神的独特的思想，其启发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点是求书之道。郑樵提出了搜集书籍的八种途径，这就是：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即类以求是指向某一行业的专家求某一类专门之书，即所谓“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比如，“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疡之方，多外医家或有之。紫堂之书多亡，世有传紫堂之学者。九曜之书多亡，世有传九星之学者。《列仙传》之类，道藏可求，此之谓即类以求。”（《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

旁类以求，是指向相关、相通的学术门类求书。比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如《素履子》《玄真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送《音诀图》、字母之类，释氏皆有。《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且如邢璘《周易略例正义》，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谓旁类以求。”（同上。以下不注）

因地以求，是指属何地之书，则求之于何地。比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赞》，桂阳必有。《京口记》者，润州记也；《东阳记》者，婺州记也。《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迹》必见于神光寺。如此之类，可因地以求”。(www.xing528.com)

因家以求，是指向著书人之家及其后人求书。比如，“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求之公，是指向官府求书。比如，“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此谓求之公”。

求之私，是指向私人求书。郑樵说：“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

因人以求，是指针对具体之书，向有关之人求之。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此谓因人以求。”

因代以求，是指“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是说因时代之近，就近以求书。

郑樵总结出八种求书的途径及方法，不但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四点是“泛释无义”。郑樵认为，书目的分类如果很清楚，能够使人一目了然，就没有必要非写提要不可。他说：“唯《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校雠略·泛释无义论》）郑樵反对的是没有意义的“无说者”，“则强为之说”，并不是一概反对书目有提要。清人朱彝尊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因郑樵之言，宋绍兴中，《崇文总目》被删去序释，只余书名。其实，《崇文总目》被删去序释是另有原因的，与郑樵无关。况且郑樵并不是一概反对序释。郑樵认为，书有应释，也有不应释，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实录自出于当代，按《崇文总目》有唐实录十八部，既谓唐实录，得非出于唐人之手，何须一一释云唐人撰”；“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类，宋朝人所作，自是一类，但记姓名可也，何须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朝人撰”。又说：“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校雠略·书有不应释论》）郑樵认为，见名知义者，如唐实录、唐宋人文集之类，但记姓名可也，属于不应释之列。《崇文总目》于不应释之书亦强为之释，因此遭到郑樵的指责。那么什么样的书属于应释之书呢？郑樵说：“《隋志》于他类，只注人姓名，不注义说，可以睹类而知义也。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唯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不可。”（《校雠略·书有应释论》）可见，郑樵并不是一概反对书目有序释。其标准是，“睹类而知义”，“不言自显”者，可不注义说；但对于不易明、疑晦者，则应为之注释。对于书目应释不应释，不可执一概之论，而应观其可不可。郑樵的这个观点，是他总结了宋以前以及宋代的目录编制情况而提出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目录的提要如何撰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宋代目录学的成果之一就是撰写提要不拘一格。著名的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是宋代目录学水平的集中代表，两部目录的价值主要是有解题。但是这两部目录撰写解题，并不是一一为之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对见名知义者、不言自显者，则只注朝代、姓名、何年及第等，余则不置一词，无说则不强为之说。其撰写提要的原则，与郑樵“泛释无义”的观点是相吻合的。郑樵的这一观点，至今也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