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目录学的学科自立趋势及争议

北宋目录学并不具备独立的学术地位，但已有学科自立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古典目录学与校雠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南宋郑樵将其有关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归于《校雠略》之中。显然，虽然北宋出现了“目录之学”这一说法，但在宋代目录学家的学术观念中，目录学仍未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它与校雠学之间的关系至少在郑樵之前尚较为模糊。通观宋代目录学著作，除了目录之外，并无其他有关目录学的著作传世。《宋史·艺文志》等目录著作也未见此类著作的著录。这说明除了编目之外，北宋的学者尚无意识对目录学的整体学术思想进行研究。考察记载北宋藏书情况的三种《国史志》的总序，其对目录学本身的论述，比之《汉志》《七录》《隋志》等前代目录尚有不及。所言多为藏书、校书之经过，于目录学历史之叙述、本身理论之见解皆无发凡。在这些总序中，目录学与校勘、图书典藏等学科是混淆在一起的。显然，北宋学者思想中虽有“目录之学”这一概念，但尚未对这一学科确定恰当的学术范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广义校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对于校雠学与目录学之间的关系。张舜徽曾有过论证。他说：“近世学者若审定书籍，约分三途，奉正史艺文、经籍志及私家籍录数部，号为目录之学；强记宋、元行格，断断于刻印早晚，号为版本之学；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好为校勘之学。然揆之古初，实不然也，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33]在这里，张舜徽提出目录、版本、校勘同为校雠学的三个组成部分，明确说明了目录学与校雠学之间的关系。此后张舜徽又据刘向校书之例，对校雠所包含的三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解释。最后总结说：“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后世为流略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稽之古初，因校书而叙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靡不截然。盖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二者相因，犹训诂之于传注，训诂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34]显然，在这段论述中他同样认为目录学为校雠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但其最后所说校雠与目录之关系如训诂与传注之关系，并否认了目录学学科的独立性，则值得商榷。目录学诚然为校雠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但不能以此否定目录学的独立性，正如不能以“经学”之存在而否认“易学”否认“春秋学”的独立性一样。因此，学科的从属性，并不影响学科的独立。目录学在北宋时期，虽确实未曾独立，但已有学科自立的趋势。

从目录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七录》《隋志》等目录的总序中对目录学的发展史、目录学的学科特点和学术功用已有零散论述。入宋以后，不仅“目录学”概念首次出现，而且惟白在《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五利五报述》总结了目录学的重要功用，即目录有“五利”：“宗师提倡者，得随宜开觉故”；“法师讲演者，资阐明训徒故”；“乐于注撰者，助检阅引文故”；“有缘看藏者，易晓品义故”；“无因披教者，知藏乘要义故”^[35]。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目录学理论的发展。两宋之交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总序中对目录学发展史、图书分类法、目录学之功用、图书之亡佚典藏等内容都有所论及。可以推测，在北宋末期目录学已经开始无意识地构建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并表现出与校雠学学术思想不尽相同的个性特点。目录学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用，宣教明道的社会功用，都是目录学的独有的学术思想，这在传统广义校雠学的学术理念中是难以寻觅的。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差异已经充分表明，目录学与校雠学的隶属关系并不影响目录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目录学的独立在宋代目录学理论建设的缓慢发展中，正逐渐实现。至南宋郑樵始全面论述目录学思想，其论名称仍为“校雠”，显然仍未使目录学实现学科独立。但这部从理论上综论目录学著作的出现，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目录学自身的学理特点。清章学诚撰《校雠通义》，始全面系统阐述目录学之理论，目录学至此方实现学科的彻底独立。(www.xing528.com)

在目录学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北宋目录学的地位十分微妙，前有《七录》《隋志》这样里程碑式的目录学实践成果，后有《通志·校雠略》这样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专著。郑樵在《校雠略》中有关目录学理论的论述，也都是建立在对北宋目录尤其是《崇文总目》等目录著作的剖析之上的。倘无北宋目录编纂之具体实践，郑樵之理论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郑樵之理论所反映的目录学学术思想，也较多地反映了北宋目录学的学术状况。如果承认《通志·校雠略》在目录学独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就不得不承认北宋目录学已经为《通志·校雠略》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并提供了理论构件。所以，目录学的学科独立进程在北宋已经有所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