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目录学继承了自《七略》《汉志》以来所形成的目录学传统学术理念，承载了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功用。在此基础上，宋人对目录学这些传统学术理念、传统功用又有所强化和开拓。传统目录学自出现那天起，其功用就不止于记录书籍贮存，反映藏书盛衰。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28]从班固的这段话来看，目录学在汉代已经具备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这是刘向对目录学核心学术思想的界定，提升了目录学的学术品格，影响了目录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使目录学从此与学术思想史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目录学乃明道之要、学术之宗的意义。而实际上，目录学的功用还不仅在于学术研究。章学诚曾说：“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29]”章学诚所言说明目录学除了学术功用之外，其另外一个重要功用在于“宣明大道”即宣扬教化，而所谓大道，在传统思想领域，显然就是指官方用来维护统治、教育士人的儒学世界观与伦理纲常思想。
书籍之作用，历代目录学家皆有论述，而以《隋志》所言最精：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30]。(www.xing528.com)
《隋志》在这里极言书籍的教化作用，尤其强调了经籍“正纪纲、弘道德”的功用。在一目之总序中将这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说明目录学家在编纂目录整理文献，传承学术的同时，十分注重借助目录学来宣扬纲纪、道德等封建伦理观念。而儒家的道德观念、学术思维也是编目的基本指导思想。
入宋之后，目录的这些功用得到全面继承，并被赋予其更多的社会功用，使其功利性更加突出。宋代目录学的社会功用首先在宣扬政府文化成就方面获得更多的体现。北宋官修大型综合目录的编纂，其背后皆有政府力量的支持，而整理藏书、编目工作完成以后，北宋皇帝亦与群臣登楼鉴赏。《玉海》云：“景德四年三月乙亥，曲宴后苑，又登太清楼观太宗圣制御书，及新写四库群书。遂宴太清楼下，上执目录，令黄门举书示之。”[31]真宗皇帝亲执目录唱名，令臣子检书的做法，显然有自矜文教盛世的意味。在官修综合目录显示文教繁荣、弘扬大道的同时，北宋政府还特意编纂了禁书目录来封禁与所谓“大道”思想相悖的书籍。《长编》云：“上虑愚民或多抵冒，因召司天监定合禁书名揭示之。复诏学士院详定，请除《孙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奏可。”[32]可见，此乃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为钳制思想，巩固统治而制定一部书目。这种目录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完成目录学“正纪纲、弘道德”的社会功用。而除了禁书目录之外，北宋还出现了导读书目、官修的鬻贩书目等新型目录。虽然从具体用途上说，这些目录的性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向读书人介绍符合官方正统学术思维的读物，并通过这种手段影响社会学术思想导向。其实质仍不过是“明道”的工具而已。可见，北宋时期，目录学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功用。当然，目录学功用的这些新开拓，仍是在“宣明大道”的基本功用之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目录学在北宋以后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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