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从总体上来讲是书在官府，整理藏书、编制目录的工作基本由政府主导，其情况已如上述。随着书籍及读书人的增加，民间的私人藏书渐渐多了起来，书籍作为一种显贵的身份性标志已出现下移之势，这和文化的整体性下移之势是一致的。伴随着藏书下移的是目录工作的不再由官府垄断，民间出现了一些反映私家藏书的目录。兹将确考为北宋时期的私家目录介绍如下：
《邯郸书目》10卷（又作《邯郸图书十志》），李淑撰。李淑，字献臣，号邯郸，丰县人。真宗时进士，累迁龙图阁学士。博习群书，对朝廷典故掌握丰富，为时所称。景祐元年（1034）曾以知制诰身份和张观、宋祁、欧阳修等整理三馆秘阁藏书，至庆历元年十二月乙丑（1042年1月18日）始成《崇文总目》。本书成于皇祐元年（1049）年，后于《崇文总目》8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称“载其家所藏书五十七类。经、史、子、集通计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12]。按《皇宋文鉴》卷八六有李淑《邯郸图书十志序》，载其藏书编目缘由甚详，可资参考。此书在《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玉海》《宋史·艺文志》中皆著录，唯书名、著录书数等稍异，详见今人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九。
《邯郸再集书目》30卷，李德刍撰。德刍为李淑之三子，他继承父业，撰成此书。是书著录于《宋史·艺文志三》。《玉海》引《中兴书目》云：“淑，皇祐中撰《邯郸书目》十卷，子德刍《再集书目》三十卷。淑藏书二万零八百十一卷，著为目录，凡五十七类。至是，比旧少一千一卷。”[13]由此可知，《再集书目》著录图书当为19810卷。
《田氏书目》6卷，田镐编。田镐，荆南人。其父田伟始注意藏书，传到镐的手上，已有三万卷之多，因撰成此目，时在元祐（1086—1093）年间，袁默为之作序。是书被《宋史·艺文志三》《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志略四》等著录，唯书名、卷数、作者皆有出入，详见今人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九。
《家藏书目》2卷，吴祕撰。吴祕，字君谟，瓯宁人。从刘牧学，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历侍御史知谏院，出知濠州，提点京东刑狱，改守同安，著有《周易通神》《扬子注》《太玄笺》等。为儒雅学者。本书著录于《宋史·艺文志三》。
《秦氏书目》1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其称：“濡须秦氏，元祐二年（1087），有金部员外郎者，闻于朝，请以宅舍及文籍，不许子孙分割。”[14](www.xing528.com)
《吴氏书目》1卷，吴与撰。吴与，宁可权，漳浦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历官余干县令，以奉议大夫通判潮州。家藏书两万卷，郑樵将其列为海内四大藏书家之一。是书即其家藏书目，著录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称：“奉议郎漳浦吴与可权家藏。闽中不经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湿苦蠹损。”[15]
《沈谏议书目》3卷，沈立撰。沈立，字立之，历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历益州判官、两浙转运使、江淮发运使、兵部郎中、集贤修撰、右谏议大夫。博学多闻，广搜图书，在四川时，曾以公粟购书，积至数万卷。神宗问其所藏，乃上书目及其自著图书。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四》著录此书[16]。
此外，郑樵《通志·艺文四》的“家藏总目”还著录有《都氏书目》1卷、《沈少卿书目》2卷、吴良嗣《澂金堂书目》3卷、台州陈氏《庆善楼书目》3卷、《方作谋万卷楼书目》1卷、《余卫公万卷楼书目》1卷、《欧阳政书目》1卷，共有7种。按郑氏《通志》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其时南宋立国才35年，或与金兵交战，或农民武装起义，时多兵荒马乱，其所收资料当以北宋旧藏为主。因此，以上7种“家藏总目”似可与前述7种书目同视为北宋私家书目。
民间私人藏书家整编书目，始见于唐代，吴竞的《吴氏西斋书目》1卷历来被看作始作俑者，李淑在《邯郸图书十志序》中即有儒籍“家藏者，惟吴斋著目”[17]之说。考诸史志，确记为唐代家藏书目，除吴竞之外，尚有蒋彧的《新集书目》1卷、杜信的《东斋集籍》20卷，计为3种，类为著作创体。北宋承其端绪，至少有十余家，而且像丰县李氏，父子相传，两株目录，可见其事不再是偶然发端之举，已然成为一种时尚，宜乎南宋蔚为大观，成为目录事业的大宗。唯以上各书皆已散佚，不能叙其详情，颇为可惜。但其蔚为风气，使目录工作不再垄断于庙堂之上，而得以下移于民间人士，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实属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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