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藏书整理与官修目录的兴盛

北宋享国160余年（960—1127），目录工作主要由官府承担，基本围绕着搜集整理藏书和官修史书两大工作进行。

国家主持组织大规模的图书搜集、整理工作，是依隋唐以来的惯例进行的。宋代立国于乱世之中，盛唐好不容易积聚的秘阁图籍散佚殆尽，太祖乾德六年（968），编《史馆新定书目》四卷，著录图书仅14409卷，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创建崇文院，集合六库书籍正副本，总共才八万卷。太宗赵光义认为，“教化之本，治乱之原，无书籍何以取法？”^[1]遂下令比照唐代《开元四部书目》，搜访天下遗书。藏书既多，乃由掌管修史、藏书、校书之职的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置修撰、检讨、校勘等官员进行整理。后又增建秘阁，设校理等官掌管图书。三馆外加秘阁，通称崇文院，各有书库，人称三馆四库、崇文院六库。太宗一代（976—997）藏书，到咸平元年（998）由真宗皇帝下诏，由朱昂、杜镐、刘承珪“整比，著为目录”^[2]。两年之后，杜镐等奏上所编《馆阁图籍目录》，皆升官。自太宗以下，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六代，北宋还有五次较大规模的整书编目工程，分述于下。

真宗皇帝曾在宫中增建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用以藏书。咸平五年（1002），以太清楼藏书尚有舛误而未雠对，令刘均、聂震等七人到崇文院校勘编目，至景德元年（1004）完成《太清楼四部书目》，所著录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前置太宗“圣制诗”、书迹等，共25192（一作24162）卷^[3]。今《宋史·艺文志三》有《太清楼书目》4卷，或即此书之别称。景德四年，真宗以玉宸殿藏书8000卷太少，馆臣随后增群书至11293卷，另加太宗御集御书752卷^[4]。今《宋史·艺文志三》有《玉宸殿书目》4卷，或即当年所编。大中祥符二年至三年（1009—1010），真宗曾多次带近臣、亲王到龙图阁观书，其时阁中藏书分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书六阁，前置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总共34573卷（或除去御制等，只记六阁书为29714卷），皆著录于《龙图阁书籍图画目》^[5]。《宋史·艺文志三》有北宋人杜镐《龙图阁书目》7卷，当即此书。祥符三年，王钦若受命选官详校道家经典，至九年始成《道藏经》4359卷，总为目录，真宗赐名《祥符宝文统录》^[6]。

仁宗皇帝也曾多次搜访遗书并整理编目。景祐元年（1034），以三馆秘阁藏书缪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等人整理，定其存废，删其重复，补写缺失，校对文字，至三年，共校经、史、子、集四部书2万余卷。又仿《开元四部录》及《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至庆历元年（1041），终成《崇文总目》66卷，著录图书3445部，计30669卷，此为北宋官修目录之集大成者。宝元二年（1039），诏定阴阳禁书，学士院、司天监同定《禁书目录》1卷，此为禁书有目之始。嘉祐四年（1059），采用正言官吴及的建议，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校书，到六年十二月上新写黄本书6496卷，补写白本书2954卷。次年，诏以所写黄本书、黄本印书共15393卷送昭文馆，七史版本464卷送国子监收藏，此为这次开局校书的成果。为配合这次校书，曾诏令访募异本，广开献书之路，并刊《嘉祐搜访阙书目》1卷，以为凭据^[7]。《崇文总目》著录目录书19部，自《符瑞图目》至《学士院杂撰目》，虽不知成书的具体年代，多为仁宗朝或以前的官修目录，记录着当年目录工作的盛况。

神宗为北宋最有作为皇帝，对书目工作也曾关注。据《中兴书目》记录，熙宁七年（1074），中央最高学府完成《国子监书目》1卷，著录图书125部。元丰三年（1080），配合机构改革，罢去馆职，将崇文院归入秘书省，设秘书郎掌秘阁经籍，设校书郎掌校定编辑。

哲宗元祐二年（1087），秘书省将秘阁所藏黄本比较《崇文总目》，设局补写，当时曾“别造书目”^[8]，予以登录。《宋史·艺文志三》有《秘书省书目》2卷，或即当年之书。

徽宗崇宁二年（1103），秘阁整理藏书，有写成书2082部，未写者1213部，阙卷凡二百八十九，限期缮写。历大观而至政和七年（1117），始由校书郎孙觌等奏进目录1卷，赐名《秘书总目》。该书比之《崇文总目》，著录多出数百家，几万卷。宣和四年（1122），又建“补辑校正文籍所”，整理馆阁藏书，凡6705部，计73877卷^[9]。

以上由政府出面组织实施的图书整理工作，以国家三馆秘阁全部藏书为对象，而且尽量搜罗天下散佚之书，基本上可以称作当年的全部图书，将如此众多的书编制出目录，其著录的范围就十分广泛、全面，此其一。

其二，对基本完备的图书，皆进行了包括考定优劣、剔除重复、查漏补写、校正抄录、整比部类、登记著录、造具目录等为主要内容的整理工作，这种工作按其性质基本上可以分为校书和编目两道工序，但又难以截然分开，此为官校书和官修目录的密不可分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其三，国家的校书编目工作，从立国之初的太祖、太宗开始，就连续不断地进行，每隔一定的时间就进行一次，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系统的国家藏书目录，能够及时反映国家的藏书状况，基本上可以为主持“教化”“治乱”的政府提供“取法”之本，达到了宋太宗赵光义当年提出的要求。(www.xing528.com)

其四，如此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进行校书编目工作，也反映当年的主事人已经全然了解到，无论馆阁藏书达到多大的规模，总是不可能收尽天下图书，而且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新的图书随时都在增加，国家只有不断跟进，不断搜罗、整比、编目，才能使其书藏和目录保持权威性和完备性，此为认识并掌握书目工作规律的表现，是目录学事业的进步。

其五，每次整书编目，除固有的馆阁官员如修撰、校理、检讨、校书郎等人之外，又在全国范围内选调有图书著录经验的专家参加，成立“补写书籍书”“补正校辑文籍所”之类的编纂机构，合并利用政府各馆、阁、楼、殿所藏之书，外加广开求书之路所得之民间珍本秘籍，它既扩大了自六朝隋唐以来的国家正御本的范围，使参考、比较、选择图书的余地更为广大，也更集中发挥出目录学专家的特长，如此形成的以《崇文总目》为代表的包修目录自然就成为目录学著作的精品，并且为同时代的史志目录编制工作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和间接的工作经验。

宋承唐制，一直重视史书的编修，建国之初即设史馆，由宰相兼领其事，并专置修撰、直馆、检讨等职，主管日历、国史的编纂和图书典籍的收藏。史馆有四库藏书，是馆阁中最重要、藏量最多的地方，其校书编目的工作前已叙述，此不赘言，这里要讲的是它所从事的编修当代史书时所做的目录工作。日历和后世的起居注有类似之处，以每日为单位记录国家大事、皇帝生活等，繁复庞杂，可以不论。国史则以一个或几个皇帝为单位，分纪、传、志、表等记录其时大事，一般都有艺文志记其图书目录。据记录，北宋有三部国史有艺文志，兹将其情况简介如下。

吕夷简等人编修的《三朝国史》155卷，记述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历史，有《艺文志》著录建隆至大中祥符（960—1016）年间的政府藏书情况。其藏量在《两朝国史·艺文志序》中作36280卷，《宋史·艺文志总序》则作3327部，39142卷^[10]，稍有不同，但差别不大。其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是历代官修的目录，如《史馆新定书目》《馆阁图籍目录》《龙图阁书目》《太清楼书目》《玉宸殿书目》等。

王珪等人编纂的《两朝国史》120卷，记仁宗、英宗两朝事，有《艺文志》记录北宋中期40余年的藏书情况，著录了《三朝国史、艺文志》未收的新书8494卷（《宋史·艺文志总序》记作1472部，8446卷）。它主要是根据庆历《崇文总目》和崇文院新补充的其他图书资料，“除前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而成。

李焘、洪迈等人编修的《四朝国史》350卷，记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事，设《艺文志》记其藏书。这部《国史》虽成书于南宋，但《艺文志》则出自李焘之父李舜臣之手，成于两宋之际，其序称：“今见于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这说明《四朝国史·艺文志》不是根据《秘书总目》，而是综合参考了神、哲、徽、钦四朝所编的各种书目编修而成的^[11]。

编修《国史·艺文志》，记载当代藏书情况，是宋代国史馆对目录事业的一项贡献。如此连续不断的当代史志目录，既不见于前代，也罕见于后世，可以视作北宋目录工作的一项创举。

除了编制当代史志目录外，国史馆还曾负责整理前代的图书目录，其主要成果是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艺文志》。此书成于嘉祐五年（1060），主要是由欧阳修对成于唐代的《古今书录》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经籍志》进行勘比修订，并以“未著录”的形式，将其所知见的唐人著作28469卷（据实统计为27127卷）补入，实开清代补修史志目录之先河，是目录学发展史上的新动向、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