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修订引发著录方法变革：从类人到类书

这一时期内的著录项目，版本还没有提到重要地位，主要是指著录书名和撰人的方法。

从汉至唐，最普通的著录方法是以书名为主，独占一行，然后注撰人姓名于下，有的在撰人姓名上，还标识着朝代和官衔（当别集产生以后，撰人姓名与集名一致，遂不再注撰人，以免置撰人于集名之上）。宋初，欧阳修重修《新唐书·艺文志》，对于撰人姓氏都和别集一样，一律提在书名之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著录方法，著录方法的问题才引起了目录学家的关注。

我们知道，中国是以书名为主，而外国是以撰人为主。在书本目录中一书一行的著录法，如果是以撰人为主，而在撰人的姓名下又不知用逗点或冒号把人名和书名分开，就会造成混乱。所以郑樵在《新唐书·艺文志》出版以后就提出了批评。他在《校雠略》内写了“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郑樵所谓“类书”，是指的以书名为主的著录方法，“类人”，是以撰人为主的著录方法。他认为过去的目录都是“类书”，欧阳修改为“类人”，就带来了一些弊病。郑樵指出：《新唐书·艺文志》的别集类著录了令狐楚的《漆奁集》130卷，《表秦集》10卷，又陆龟蒙的《诗编》10卷，《赋》6卷，这样，把文集和表奏，诗和赋放在一起造成分类上的不恰当，他认为都是由于在著录上采用了“类人”的方法。他的意见是：文集与表奏各自为类，诗与赋也不是一类，文集应入别集类，诗应入诗集类，赋应入赋集类，正是由于以撰人为主了就不加分别，那是不对的。(www.xing528.com)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类，有管辰《管辂传》2卷，李邕《狄仁杰传》3卷，李翰《张巡姚阆传》2卷，也都是以撰人为主，也就是“类人”的，郑樵指出这一方法的缺点说：“《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仿。如管辰作《管辂传》3卷，唐书文例去作字，则书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如李邕作《狄仁杰传》3卷，去掉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阆传》3卷，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阆传，是三人共传也。”在目录没有使用标点以前，或没有使用卡片分行著录以前，像这样的弊病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