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分类原理：郑樵的修正四分法

我国图书分类学自从刘询、刘歆奠定基础以后，便有迅速而长足的发展。我国目录工作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原因应该归功于分类学。分类学在中古后期仍然是它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一开始，魏征定下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原则，直到郑樵又极其通俗明显地指出分类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闻也”。从魏征到郑樵，中间的发展步骤，是愈说愈明，愈做愈清。

自从魏征奠定了四分法的基础，提出了八字原则，经过了100年，到开元时代纂修《群书四部录》和《唐六典》的时候，魏征所分的四部和40个类目虽说还没有变化，但当时目录学家毋煚、韦述等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给40个类目制出了每一类的四字定义，对于指导编目，普及分类学思想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毋煚自编《古今书录》的时候，就开始更动魏征的四十个类目了。北宋时代，在馆阁中培养了一批青年目录学家，他们的工作和思想又比毋煚前进了一步，可惜的是，他们囿于馆阁中的成规，没有做出较大的改革。但是由于他们受着时代的影响，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遂发展成为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的风气，在为自己编制藏书目录的时候，可自由地发挥意见了。

从此以后，私人藏书目录出现了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不顾官修目录的成规，为自己建新的体系，更好地反映当时流通的现实图书，如李淑的《邯郸图书十志》分成了8个大类，莆田《郑氏书目》分成了7个大类，郑樵总古今有无之书，编成《群书会记》（即后来的《逋志·艺文略》），分成12个大类，82个小类，400多个第三位类，都是抱着对官修目录四分法做彻底改革的企图，郑樵遂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分类学的巨擘。

第二种是对四分法的修正派，即不打破四部，仅对其中的某些子目做增置、后易或合并。这一类人很多，可以陈振孙为代表。(www.xing528.com)

第三种是仅仅遵守官修目录的方法，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成就。

郑樵建成的新的分类体系是最杰出的一种。他把分类表发展到第三位类，建成一个更系统更详细的分类表，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突进。可惜后人没有继续发展，直到西方欧洲国家的分类表输入，才建成了更完整的体系。但郑樵实际上已经进入那种完整体系的大门，郑樵的开创之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郑樵对于图书的分类不但有长时期的具体实践，并且建成系统的分类表，对于分类的理论也有很深的见解。郑樵对于揭露图书内容、反映图书思想有独到的方式方法。他不主张过多过泛地编写提要，主张尽可能利用分类的方法。他认为应该正确细致地做好图书分类，“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读者自可“赌类而知义”，而且“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这样地把图书分类与学术源流统一起来，虽说没有正式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