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地位推动历史分类设立

为史籍设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史籍地位的提高。东汉以后，纪传断代史逐渐获得国史、正史地位，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三国时吴主专门请人念《汉书》给他听。到唐初，唐太宗君臣都直接插手史籍编写，开馆修“五代史”^[3]。太宗亲自为一些纪传写论赞，魏征担任了撰修五史的总监，并亲自动手编写《隋书》。所有这些，都说明史籍地位的提高，已经完全具备单独立类的条件。

第一次为史籍设类的是魏郑默所作《中经》，郑氏仕魏为秘书郎，其作实为四部分类法的起源，有创始之功。

第二次编制四部目录的是晋荀勖，荀氏为晋侍中，拜中书监，进光禄大夫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校书十万余卷，“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见阮孝绪《七录序》，载《广弘明集》卷三、严可均《全梁文》卷六十六）荀勖的《中经新簿》也把图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陚”“图攒”“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见《隋书·经籍志序》）这里的丙部，即是独立的史籍大类。由于荀氏初变部类，分类仍显不精，《汲冢书》中有的书是属于编年史籍的，而入诗赋，显然是失之粗疏。

第三次编制四部目录的是晋李充，李氏历任丞相掾记室参军、剡令、大著作郎、中书侍郎，“于时典籍混乱，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诗赋为丁部。”（臧荣绪《晋书》，载《文选·王文宪集士注》）这就是《晋元帝四部书目》。书目问世之后，“世相祖述”（《七录序》），“无所变革”（《隋志》），直至清代，《四库总目》仍然沿革李充之法。由此可见，李充实为四部目录的奠基者。将史籍提高到乙部地位，也应归功于李充。史籍在目录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四部分类法代替七分法，势在必行。然而，在南北朝时期四分法地位尚未巩固，七分法仍然流行。刘宋王俭作《七志》，梁阮孝绪作《七录》，就是沿用七分法编制的书目。王俭拜驸马都尉，历任秘书郎、太子舍人、秘书丞、黄门吏部郎。宋后废帝时撰成《元徽四部书目》4卷，著录图书15704卷。同一年，王氏又表上《七志》（又名《今书七志》），取消史部，史部复入“经典志”，另立“史记”“杂传”子目，与六艺”“小学”并列。二为“诸子志”，记古今诸子。三为“文翰志”，记诗赋。四为“军书志”，记兵书。五为“阴阳志”，记阴阳、图纬。六为“艺术志”，记方技。七为“图谱志”，记地域及图书。另外附录佛、道，共设九类。

《隋书·经籍志》在评《七志》时说：“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汪辟疆在他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认为，王俭另造书目，是由于《元徽四部书目》“学术源流无从考索，乃别纂《七志》，以规《别录》《七略》之旧。又不尽依刘例，其斟酌损益之间，具见用意之深远，可谓不泥古矣。”姚名达认为《七志》能尽《七略》之所长，善补《七略》之所阙。新增佛、道二录，也是独步古今。(www.xing528.com)

阮孝绪，梁处士，出身官僚地主的士族家庭，但他终身不仕，放弃遗财百余万，一心为学，以清高隐逸而有名声。他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方书目，创制《七录》。

七大类：一是经典录，记六艺；二是记传录，记史传；三是子兵录，记子书、兵书；四是文集录，记诗赋；五是技术录，记数术；六是佛录；七是道录。《七录》虽为七分法，但未袭《七略》，比《七略》更加完善处，在于设立记传这一大类，著录史籍多达1020种，14888卷（见《古今书最》）。大类之下分12类目，其规模可谓宏远，实在是目录史上的创举。《七录》虽为七分法，似乎是承续《七略》的，其实，《七录》的分类方法远优于《七略》，仅以史籍12类目而论，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也为后来四部目录中史部分类奠定了根基。《隋书·经籍志》基本上沿用《七录》12类目名称。因此，《七录》在史部目录的形成过程中，对史部各类目的确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郑默到阮孝绪，中间经历三百多年历史，其间书目事业是相当兴盛的，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交相出现，十分活跃。然而史部目录依然处于形成阶段，史部尚未正名。四部目录中有甲乙丙丁之分，而未有史部之名，直至《隋书·经籍志》才以经史子集代替甲乙丙丁，史部才有了正式名称。《隋书·经籍志》是由魏征主持完成的，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最古的综合目录，著录了14466部、89668卷隋代以前图书，是研究我国上古、中古时期书籍的重要参考工具。《隋书·经籍志》初名为《五代史志》^[4]。

宋代合入《隋书》，故有今名。《隋书·经籍志》设立史部不是偶然的，而是三百多年间史籍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各种官修、私撰书目演变的结果，它是以《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七志》《七录》，以及隋代《大业正御书目》为基础形成的，它是几代人的创作结晶。《隋书·经籍志》史部下设13类目，基本沿袭了《七录》“记传录”的类目，只新增一目，另有四目改名。《隋书·经籍志》分类合理与否，姑且不论，但就其小序而言，很有值得称道之处，可与《汉书·艺文志》媲美。如史部之下，有一段设立史部缘由的说明：“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纪恶以垂戒。范围神话，昭明令德。”这是对吏官的职责、史籍的价值所做的最高评价，反映了史籍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充分说明史部独立设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由此可见，《隋书·经籍志》是史部目录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