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目录学知识，深入了解学术源流演变

从学术角度研究目录学，撰著目录书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从刘向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的全部程序看，撰写书录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它除了说明图书的整理编辑过程外，主要是介绍作者，综述全书主旨，加以分析，评论，还指出书的作用，这便成了学术史的一个片断。可惜这些书录大都亡佚，现只能见到《战国策》《晏子》《荀子》等几篇残录；但仍不难从中了解到先秦学术的某些方面。刘歆继承父业，撰成《七略》，其编次于卷首的《辑略》，可以说是先秦学术史的简编。班固改编《七略》而为《汉书艺文志》，散《辑略》于各略、种，创制了小序之体，尤便于学者了解学术源流和演变，如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论”便成为后世研究古史的一大课题。所以后世就因此而称目录学为流略之学。这正说明目录学的学术性。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说目录学的重要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由于此。

从《七略》《汉志》开创的小序体对于学术研究确为一重要贡献，后此诸家，颇多沿用，可惜为《旧唐志》所破坏，使唐以下目录书对学术源流的论述缺一大宗。

有的古典目录书如《汉志》之类，对于图书的撰人，内容、篇章、真伪等间或加以小注，虽然只有片言只语，但对年久亡佚的图书资料，却使人们可以从中略窥轮廓，至今研讨先秦、前汉学术时，还不能不引以为据。这些附注逐渐发展而成为一书的解题。解题的标举正名应推宋代目录学家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图书有了解题，不只象小注那样得其轮廓，而是往往能得其要略，尤其对于亡佚图书，显得更为重要。如索引本是目录的一种形式，本是我国的一种传统体制，但许多人谈及索引时，往往喜引英语单词“Index”作为缘起，实不知我国的“备检”就是索引，而宋代已有《群书备检》一书，只是由于此书亡佚而被人忽视，但其主要内容却见于目录书中，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和《文渊阁书目》中都有概括的记录。在这些记录中，就使人们知道我国在宋代就有一部索引书目。虽然在元初亡佚，但在明代又发现有残本，这部经史子集的篇目索引的大致情况也就依靠这些目录学著作而流传下来了。

有些古典目录书还把图书的序跋录入，对于了解图书更有莫大的帮助，如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梁释僧祐所撰的《出三藏记集》，其中就有《总经序》一部分，录入了各经的前后序。序跋文字往往叙述了图书的主要内容、写作过程、撰者意旨、流传经过和对撰者与图书的评介等等情况，成为人们认识和熟悉某一图书的途径。近人谢国桢氏所撰《晚明史籍考》也多录入书录，有助于了解晚明典籍。有的目录书径以题跋形式出现，如清代学者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近人朱希祖的《明季史料题跋》都是。这类目录书大多经过撰者对图书资料的考订和论证，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还有的学者并非专门从事图书编目，而是在读书之余，逐书写作礼记，岁积月累，或由自己纂集，或由后人辑录，成《读书记》形式的目录书，如清人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由后人所辑）等都是这类性质的目录学专著，这些著作虽非专门书目，但功力之深，内容之精往往有之，其中如《郑堂读书记》，篇帙的繁富、内容的精深、涉览的广泛，以之继《四库全书总目》而称续篇，都无愧色。

目录学著述中既蕴藏这些与学术有关的资料，如能在掌握目录学知识的条件下，加以充分利用，那就不只限于粗知学术源流了。同时，由于有这些丰富知识，对于评论和衡量图书的价值和地位，也就更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