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通过目录书的特有形式，使浩如烟海的群书，得到部居类次，为人们掌握图书的基本状况和检索所需要的图书提供了便利，发挥了“纲纪群籍，部属甲乙”的功能。
我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古籍为数甚多，但是究竟有多少，至今也难有一个接近精确的数字，只能做些大概的估计。如据《中国丛书综录》的子目来统计，就列有七万多条，假设各丛书重收的有一半多，那也还有三万多种。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录四库以来单刻本万种左右，续篇有六千余种，再加上四库以前的单刻本和其他阙漏未见著录的，总有七八万种之多。所以1963年有人曾估计我国古书的总数约有七八万种之多。[67]
1979年，杨殿珣氏又作了“可能有十五万种左右”的约略估计。他的根据是：
（1）《中国丛书综录》的子目统计，有38891种；
（2）未曾收入《丛书综录》的清以前的单刻本，估计有一万余种；
（3）《丛书综录》未收入的佛经汇刻及新式丛书，以及待补入的丛书，其中子目估计一万种；
（4）孙殿起编有《贩书偶记》，大家认为是清代以来的著述总目，所收有一万余种；在1959年新印本《贩书偶记》的出版说明中，谓著者在本书初版印行以后，又积得资料一万余种，二者合计有二万余种；
（5）在《贩书偶记》未曾收入的清代著述，估计还有一万余种；
（6）《中国地方志总录》收入的方志，最近计算有八千五百余种；
（7）现存的古医书，估计有八千余种；
（8）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宝卷、鼓词、家谱，以及在佛经、道经之外的各种宗教书，各种合计，估计有一万余种；
（9）碑帖、舆图估计有一万种；
（10）兄弟民族语文图书及其他，估计一万余种[68]。
这些为数浩繁的古籍，如果杂乱纷陈，无所归属编次，那么寻检使用确有极大困难。要是有点目录学知识，那就可以利用已有的目录书去了解图书的基本情况。现有的古典目录书，一般说来，都是过去的目录学者搜检群书，经过一系列的比勘考订、撰录、编目等程序而撰成的。因此，一编在握就可以帮助我们知其归属，搜检有据。这样运用既久，对于古籍图书的基本情况，就能大致了然。
基本情况有如：
1.各时代的古籍概貌
官修目录基本上反映了各朝官藏的图书现状，是比较完备的总书目，因而从中可以看到某一时代的古代图书概貌，如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可以知道汉代的图书总数是一万三千余卷[69]。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可以知道唐初的图书总数，包括经传存亡和道佛在内已有56881卷。从而，可以进一步知道从汉至唐图书量的增加将近四倍半。又如《汉志》没有史籍的独立门类，只在《六艺略》的春秋家后附录了23家、948篇，而到《隋志》，不仅把史部标为一大部，而且著录存亡史籍有874部、16558卷，较《汉书》增多何啻倍蓰，从而还可以了解到历史书籍发展增多的概况。(www.xing528.com)
2.古籍图书的归属状况
图书无归属犹如士兵无编伍，将给寻求图书带来一定的困难，而熟悉目录，不仅可以知六分、四分、七分、九分之大部，更能了解各部细类，各类是何性质，各类所著何书。类有所属，书有所归，从而对学术情况也自然了解，这正起到了如郑樵所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70]”的功效。
在利用已有目录掌握图书基本情况的同时，学者由于具备目录学知识，增订已有目录书、编撰新目录书，使图书的基本情况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如清代邵懿辰就是利用《四库简明目录》而把所见各书版本不断标注，终于撰成《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成为反映图书版本的新目录书，为学者提供了方便。清人叶名澧的《桥西杂记》中曾记其事说：
邵君蕙西居京师，购书甚富，拳拳于版本钞法。……名澧尝见邵蕙西案头，置简明目录一部，所见宋元旧刻本、丛书本及单行刻本、钞本，手记于各书之下，可以备他日校勘之资。[71]
邵的后人又汇集了其他学者的一些标注，撰成《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不仅成为一部较完备的版本目录专著，而且还使人们利用它能对图书版本的情况一目了然。
3.古籍图书的考辨
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需订定。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辨，无一不需借助于目录，所谓“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之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不为功”[72]。
余先生还根据自己多年研究古典目录学的所得，进一步提出了目录学对古籍考辨有六项功用，即：
（1）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2）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3）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4）因目录访求阙疑。
（5）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6）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73]。
这些都对考辨古籍真伪起着重要作用，但也不能仅据此而贸然判定真伪，还需有更多的本证和旁证来作最后的确定。
如此看来，目录学知识对于了解图书总的基本情况，确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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