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书的体制，四十年前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曾在论述目录学界说时有所涉及。他提出了四种说法：
（1）“纲纪群籍，簿属甲乙”，就是按类记录书名使各种图书有所归属9而对书中旨趣则不详加论列。
（2）“辨章学术，剖析源流”，就是在部次类居以前要讲古今学术的隆替和作者的得失。
（3）“鉴别旧椠，雠校异同”，就是要标举不同版本并加以鉴定，为校勘提供方便。
（4）“提要钩元，治学涉径”，就是要有提要并能指出学习方法。
这四点虽是为了说明目录学的作用，实际上却提出了对目录书体制的要求，如第一点就指登记目录——只记书名、作者、卷数，没有提要之类。第二点似乎指目录书应有小序来讲明学术源流。第三点则要求目录的体制应该著录版本。第四点说明目录书应该有解题或有附注来帮助读者读书和治学。(www.xing528.com)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则明确地提出了古典目录书体制的三种不同类型，并举出例证来说明。他说：
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四库全书总目》等。这种体制的目录书主要是为了“论其指归，辨其纰缪”，对图书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和正误。
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等。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是充分利用小序这一构成要素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对每类图书能先从学术上得到一个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图书。
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有《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等。这类体制的目录书虽然只记书名，但如果“类例分明”，就能“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58]。又可以便于学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按类求书。
这三种不同的体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无需论其短长，分其高下，因为问题在于编制者的水平，而不在编纂体制如何，如过去有认为以第一类为最上，如撰解题者识见不深，那么体制虽美而收效甚微。又如第三类，有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的，但如果出于通人之手，那就能“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以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59]，得到宋代学者郑樵所说的“类例既分，学术自明[60]”的成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