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

《别录》是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著作，《七略》是比较正规的综合性群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则是现存最早一部完整的群书目录。但是，它们的撰者——刘向父子和班固并不只局限于登录图书，编制书目，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现从残存的几篇书录和《汉书》的内容来考察，他们以广搜异本，校雠异同来确立定本，以勘定篇次，分类立目来分析和辨明学术流派、评论图书，以撰写书录来表达学术观点，指导后学以门径。他们把单纯的编目工作提高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使编制群书目录的过程成为建立学科的过程，为后学创建了规制。因此，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这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这些著作为我国古典目录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石。

魏晋以来，目录学依然在刘向的规制之下向前发展，如吴国孙休即位后即任命韦曜（昭）“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18]。西晋的目录学家荀勖主持了一次与刘向校书规模相似的校书运动，也仍是“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19]。群书目录也随之日益增多与完备。《七录》之立《簿录部》，《隋书经籍志》史部之立《簿录》类，《旧唐志》史部的立《目录》类，都反映了群书目录发展增多的情况。

虽然，从刘向以来已在事实上进行着目录学的工作，但是，目录学作为一门专门学提出来却是较晚的事情。

宋人苏象先为述其祖父苏颂遗训遗事的《苏魏公谭训》卷四中有“目录之学”的说法，《谭训》中说，“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20]。

这段话中的“祖父”指苏颂，王原叔是宋初王洙的字（太宗至道三年生，仁宗嘉祐二年卒，公元997—1057），仲至是王洙子王钦臣的字。可见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专词当始于北宋初年。

宋代目录学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它不仅表现在出现一些著名的官私目录，而且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工作。郑樵虽然不承认目录学的名称，但他所撰《通志·校雠略》应说是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名著。元、明二代，继续有所发展，而到清代，目录学几乎成为一时的“显学”，许多著名学者无不涉其藩篱，有关著作和群书目录大量问世，甚至有些学者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若干与目录学有关的学科如版本、校勘、考证等学也都蔚为专学，使目录学呈现出空前的昌盛景象。

虽然如此，但从宋以来，有些学者却仍认为目录只是记撰人、分篇帙、识书名、别版本而已，不能单独成学，并认为应称校雠学，而将目录学包括在内。宋代学者郑樵撰《通志》，立《校雠略》论图书搜求、整理、编目等事，但不取目录之名以明个人旨趣；清初学者全袓望在所撰《丛书楼书目序》中力贬目录学的地位说：

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挦搐獭祭之用。^[21]

乾嘉时学者章学诚则标举校雠学以否定目录学的存在。他说：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22]

清季学者朱一新也认为目录无需作为专门之学，他说：

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23]

近人张舜徽氏承郑、章诸说又加以发挥。他主张用校雠大名可统目录小名，而不采取目录学的专名。他说：

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24]

他更进而申言目录不能自立为学，而应并立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以共统于校雠学之下。他说：

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约分三途奉正史艺文、经籍志及私家簿录数部，号为目录之学；强记宋元行格，断断于刻印早晚，号为版本之学；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号为校勘之学。然揆之古初，实不然也。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无贵乎斯役矣。^[25]

他又说： (www.xing528.com)

“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稽之古初，因校书而叙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靡不皆然。盖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二者相因犹训诂之与传注。训话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26]

郑、章以来各说，虽各有所见，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先由自己对目录学赋予一不完整的概念，然后再由自己加以驳论。这一点似乎不足以服人。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就从正名的角度表示了异议，指出了郑、章、朱等人概念上的不确切。他说：

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郑樵）、实斋（章学诚）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雠、版本耳！^[27]

余先生之说颇得刘向原意。因此目录学自可独立成学，固无需代以校雠学之名。其理由是：

（1）所谓“校雠”，刘向《别录》早有明确解释说：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28]

这段解释说明校雠就是指校勘文字篇卷的错误。它是刘向整理图书工作的一道工序，不能表明全过程。郑、章诸人弃刘向解释的原意，强引校讎之名，然后自赋新义，复借以废目录学之名。

（2）郑、章、朱等人不从目录学实际考察，强以己意赋予目录学以特定界说。他们认为目录学是“书目之学”，只不过是“记其撰人之年代，分帙之簿翻”，“多识书名，辨别版本”而已，不细察目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和经过哪些程序撰成。如果目录学诚如诸人所赋界说，那实在可以不称为目录学。实际上，刘向早已经把目录学的含义作了槪括说明，那就是“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然后“别集众录”而成书。那就是说，全部工作要经过整理篇次，校正文字，辨明学术，介绍梗概，撰写书录，最后把全过程的成果集中反映为目录。其全部工作过程既用目录之名来概括，那么，对所以达成最后成果的各个研究环节总称之为目录学又有何不可呢？

（3）张舜徽氏认为“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所以主张称校雠学而不称目录学。这也是难以同意的，因为“书”，毫无疑义地是全部治学活动的文字总结，既然承认集中反映全过程的书能称“目录”，那么为完成目录书而展开的全部治学活动为什么又不能称为目录学呢？

因此，目录学不特其名足以成立，即其学也实有可资研究而应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

古典目录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它的时间断限是从目录事业兴起的西汉开始，直至近代图书目录学的兴起。它的历程大体上和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状况便成为古典目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至于近现代以来目录事业新的发展变化，目录工作的革新和目录学基本知识在现实编目工作中的应用诸问题在本书中就不多加涉及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大部分与历代的校书运动和官修制度相联系，因此，古典目录学有必要探讨和论述历朝有关校书的措施和所兴办的某些事业。

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创造和积累了一些经验，纂著了大量的目录书和目录学著作，不断出现一些在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目录学家。因此，简述它的历史发展，介绍著名目录学家和目录学名著，概括和总结其经验也是古典目录学应加探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图书登录工作，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即以编制群书目录而言，它有着一整套的工作程序——从广搜异本、比勘同异、考定是非、类次归属、撰写书录到编制目录。这套程序必然牵涉若干相关学科，如版本，校勘，分类，考证等等。这些相关学科虽然随着时代和本身的发展而将逐渐成为独立的专门之学，但在古典目录学中，它们却是不可缺少的相关部分，因此也有必要对这些相关学科的源流、发展、基本方法和经验加以概括论述。

总之，古典目录学既要对我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一重要领域的历史传统和成就加以概括综述，也要提供足资现代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等方面参考的经验，把我国的目录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