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DEA方法研究及测度方法多元化探讨

当前学者多利用产能利用率的高低来衡量产能过剩问题，而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的研究也较为丰富。Cassels（1937）较早地提出了成本函数法测度产能利用率的观点，随后Garofalo和Malhotra（1997）、王自锋和白玥明（2015）均有类似研究，但该方法存在函数设定不同而测算结果差异较大的问题。DEA方法则因无须考虑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而受到了学者的欢迎，如Pascoe和Tingley（2006）、Karagiannis（2015）、张少华和蒋伟杰（2017）等研究。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将DEA法与函数法结合（Grosskopf等，2000；Pascoe和Tingley，2006），从而丰富了相关领域研究。现阶段，多数学者的研究均认同中国制造业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产能过剩的测度方法仍未形成统一意见，如沈坤荣等（2012）的边际生产函数法、干春晖等（2015）的企业调查法等。另外，研究数据来源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相关研究结论也出现过较大争议。

关于产能过剩出现原因的研究方面，Garofalo和Malhotra（1997）认为过度投资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但其影响机制在不同行业存在着差异（孙巍等，2009），且基于投资视角的分析，还需结合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Bloom等，2007）。具体到中国的相关研究，韩国高等（2011）和林毅夫等（2010）也有类似结论，他们均认为投资的潮涌现象是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制度问题，如价格制度扭曲和体制扭曲（周瑞辉、廖涵，2015）、政府干预（刘航等，2014）、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充裕劳动力的适配（刘航、孙早，2017）等。

以往中国产能过剩的化解政策多以需求侧为基础，如林毅夫（2016）就建议中国应当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但在制造业面临“需求饱和陷阱”的情况下，需求侧政策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已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引发了学者对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探索（周密、刘秉镰，2017）。黄益平（2016）则强调了供给侧改革政策与传统调控需求政策的差异，并分析了构建供给侧政策的必要性。总体来看，当前基于供给侧视角研究去产能的文献仍相对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也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www.xing528.com)

有鉴于此，本书首先对浙江省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测度，以识别制造业产能过剩特征；然后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分析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以期为浙江省去产能政策的构建提供启示与借鉴。本书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结合技术效率变化对浙江省制造业产能过剩进行了测度。由于不同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异质性，因此已有研究仅使用设备利用率识别制造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会导致严重的行业偏误，将技术效率与设备利用率结合起来进行测度，可以提升测度结果的精确性；二是基于产品供给质量视角定量地分析了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素。本书在分析制造业总体数据的基础上，还基于要素密集度的视角研究了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行业异质性，进而使得影响机制的提炼能够较好地契合行业特征；三是使用GMM方法解决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多次稳健性检验，提高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