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然后使用中国省际及浙江数据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使用不同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基于全国数据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我国的人力资本分布呈现出“东部集聚、中西部分散”的特征。由于东部有上海、北京等龙头省市的带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则缺乏龙头省市的带动，地区集聚发展能力较弱，因此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集聚程度在下降。
（2）人力资本对中国资本回报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时间较为持久，该结论也与理论预期一致。人力资本提升一方面可以提高技术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快技术创新，中国总体及部分地区的实证结果均证明了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这说明人力资本已成为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脉冲响应图还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有着较长的持续时间。
（3）由于中国人力资本呈“数量增长型”的特征以及自由流动受阻，其溢出效应受到了制约，因此短期未造成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但长期来看，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增长是人力资本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力质量提升的贡献较低。另外，中国的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均不显著。这对暂时减缓中国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且持续时期较长。
（4）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已无积极作用，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正在向“质量驱动”转变。无技术水平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对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有着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对劳动力和资本的技术要求较高，纯粹的要素数量投入已无法满足地区经济增长需要。由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的集聚程度远低于东部，因此要素投入规模扩张暂时还未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但由于该类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也无明显作用。人力资本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则进一步显示，中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正在向要素质量驱动转变。
基于浙江数据的主要结论有：
（1）浙江省资本回报率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资本回报率有着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随后则出现了一段有着较大波动的反复时期，1994年之后则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到2014年已降为13%。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投资的稳定，进而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保持资本回报率的稳定，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人力资本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不显著。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增长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提升资本回报率，但是浙江省人力资本的提升多是劳动力数量增长推动的，因此劳动力效率提升不大。其次，浙江省还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政策导向型”投资，这部分投资对政策的敏感度较人力资本要高，因此不利于人力资本导向作用的发挥。另外，开放还可能带来了部分产业的“低端锁定”，产业低端化发展对高端劳动力需求不高，不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浙江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高端产业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逐渐提高，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其成为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驱动之一。(www.xing528.com)
（3）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资本回报率有着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存在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因为溢出效应存在着外部不经济这一问题，因此其对资本回报率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不稳定的。如果所有企业都只希望从外部获得溢出效应，而不进行人力投资，最终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则有可能会因此出现下降。市场无法解决溢出效应外部不经济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如政府加大人力投入，提供人力教育和培训等公共服务，或对企业相关投入提供补助、优惠政策等。
（4）资本存量的增长不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资本存量的增长会带来资本深化程度的提升，在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作用下，资本回报率会不断下降。浙江省资本回报率在近些年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使“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了严峻挑战。如果投资的过程中发生了技术进步，即存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则有可能缓解资本深化的不利影响，因此浙江应重点考虑投资质量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投资规模的增长。
（5）普通劳动者对资本回报率有着促进作用。普通劳动者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深化的程度，因此有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另外，这也说明浙江存在的大量低端产业对普通劳动者的需求较大，多依赖投入规模的增长以提高资本回报率。但在浙江省劳动力增长趋于放缓的今天，继续依赖普通劳动者数量增长推动资本回报率提升，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从劳动者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变至关重要。
根据以上结论可知，人力资本已成为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因此中国应加大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的转型时期，更应该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另外，无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增长已无法带来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因此“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已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发达地区，该类型劳动力的增长已出现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益驱动型转变。同时，还应加快与劳动力相关的制度建设，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正向溢出效应，减少负向溢出，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
【注释】
[1]该报告仅对中国部分省市人力资本数据进行核算，因此本书所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陕西和甘肃。
[2]资本形成率数量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本存量数据的核算详见本书第三部分的数据来源，数据单位为1985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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