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命周期的收支安排策略

1.生命周期全盘统筹

我们必须意识到重新规划一生的经济安排对每个人而言都事关重大。寿命的延长使得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时间跨度被拉长了，并且退休之后的时间占据整个生命周期的比重越来越高。因此，退休前的经济准备是退休后生活质量的保障。如何做好整个生命周期的经济统筹，什么阶段开始储备财富、什么阶段开始释放财富，储备多少、释放多少，如何做好所储备财富的保值，如何合理规划家庭代际间的财富转移等，这些问题都是在老龄化环境下个人乃至家庭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围退休期”经济安排与心态调整

本研究将一个人退休前后的一段时间称为围退休期，这段时间可以是从55岁至65岁，也可以根据研究所需定义得更短或更长。围退休期之所以需要被单独列出来，因为这一时期对于老年人口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在第四章的老年消费水平测算中，发现了在围退休期的这段时间内，在大部分所讨论的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中都经历了收入水平由高往低的下降过程。围退休期收入水平的逐渐下降必定会带来对未来生活持紧缩的心理预期。这一点在我国老年人口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那么，如何平稳地度过围退休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除了社会组织、用人单位要给予围退休期员工一定的心理疏导之外，个人自身也需要做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也包括思想上的准备。经济上的准备主要涉及是否退休后仍然从事有偿的经济活动、是否选择在法定范围内延迟自己的退休年龄、如何合理利用自己已有的财富（包括投资、理财等），以及个人在消费上的安排。而思想与心理上的准备主要是个人对退休之后生活状态要提前有一个认识与了解，比如退休之后的退休金收入通常要低于退休前的收入，退休之后的生活与工作时的节奏完全不同，以及身体状况和外形上的退化与老化等。做好这些心理准备对于围退休期的健康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3.“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

所谓时间银行，是指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时间银行”最早是由美国人Edgar S.Cahn所提出的。主要的运作原理是，年轻的时候做志愿者，年老的时候换取别人为自己服务。利用个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安排，达到个人一生中的平衡。(www.xing528.com)

在我国，时间银行只在少数几个地区开展，规模普遍不大，属于零散性的、自发性的。邓志锋（2012）就认为在我国提倡并落实“时间银行”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其中必要性体现在“时间银行”的运作方式可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属于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种；而可行性表现在我国对“时间银行”的需求者与供应者数量都相当可观，并且具有可持续性。邓志锋提出，要在我国真正落实“时间银行”，需要政府层面和法律层面共同的努力。夏辛萍（2012）认为虽然“时间银行”的本意是通过民间组织自行发起与落实的，但是想要在我国实施“时间银行”，仅靠民间组织是不够的，必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才能推进在我国全面落实“时间银行”的养老服务机制。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类似“时间银行”的做法已经落到实处。例如在上海市枫林街道推行的“老伙伴”互助计划中，低龄老人作为社区志愿者，结对帮助同一社区中的高龄老人，平均每一楼道都有5名社区低龄老人志愿者，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楼道就能解决。我们认为，上海的这种“老伙伴”互助计划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

鉴于上海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最佳的方式是如同上海的做法，以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形式，将低龄老人的服务时间储存起来，当低龄老人自己变为高龄老人需要帮助时，利用之前所储蓄的服务时间去换取来自新的低龄老人的服务或来自社会其他组织的服务。当然，全国各地区、各街道、各社区也要因地制宜地选择以何种具体形式去落实这一机制，不一定完全照搬上海的做法。但以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做法有几点好处，它与年轻时就为“时间银行”储蓄直到老年才兑换相比，其兑现“时间储蓄”的周期较短，更容易让人们接受，也更容易让人们对未来回报与收益有信心。如果兑现周期太长的话，也许人们会害怕年轻时所付出的时间劳动并不能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后得到兑现，从而造成没有人愿意参加到这项机制当中去。

另一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建立“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服务机制，必须建立在由政府主导的基础上，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话，就必须由各街道政府全面负责，这也是体现“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与有偿老年家政服务公司之间的差别。上海的经验只是实践了“时间银行”的前一半，即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而接下来是否能把这项机制继续维持下去，当付出劳动的低龄老人步入高龄需要新的低龄老人为其服务时，这种回报是否能得到实现，这后一半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虽然目前未知，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项“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作为街道、社区的例行工作事项，从长计议地去研究这一机制实施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障碍与风险，并从法律、法规、政策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规避，就能把这一机制对养老问题的缓解作用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