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消费的公共政策思考：挖掘消费市场新蓝海

老龄化不应该成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障碍，相反，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彭希哲、胡湛，2011）。老年消费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社会进步的新动力。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老龄化问题以及老年消费问题，还应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适合的政策举措予以支持。找到现有阻碍因素并不困难，但移除这些阻碍则会经历“脱胎换骨”“牵一发动全身”的艰难过程。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仅仅调整老年收入不足以应对老年消费结构变革的挑战，仅仅调整老年产业结构不足以应对老年消费结构变革的挑战，是不够的。老年消费是一个涉及诸多要素的复杂系统问题，应对我国老年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需要系统的公共政策调整，以下作几点思考：

1.公共政策要推进多支柱老年经济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无法独立完成为老年人口提供有效的经济支持的责任，多支柱的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在此体系中，公共财政在老年消费中的角色与作用应为“保基本”。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基本养老金在老年消费中应扮演保障基本消费需求的角色。老年阶段本身就是生命周期中动用和释放人生财富积累的阶段，依靠用行政手段提高养老金来帮助老年人口改善老年阶段的经济状况并非长久之计，不利于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运行，甚至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何文炯等，2012）。发展多支柱的老年经济支持系统，应当是未来养老金改革的关键。国家承担保基本的养老需求，能够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有效性，体现养老金制度安排对代际均衡的兼顾，提高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公共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帮助老年人口合理配置自身生命周期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通过类似“以房养老”等形式的资产型养老政策整合养老资源。理解老年消费及其相关问题应持有发展的眼光，当下的老年人未必富裕，但在未来，老年人的手中必然集中更多的社会财富，公共政策应当充分反映这种未来的趋势。

其他相关公共政策同样应坚持“保基本”的原则。我国正在经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阶段，公共财政所能提供的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社会各方面能够开发的养老资源有着巨大的潜力。需要明确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主体的责任和权利，以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提高效能。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职责和功能界限需要厘清，从而使得涉老公共资源不断扩大并有效使用，个人和家庭为养老作好充分准备，社会和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和运作功能，老年人口的需求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公共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应对养老挑战的一个热点问题，近些年引起政府与社会的很大关注。在为老服务的一腔热情之外，明确公共政策在应对老龄社会诸多问题中的角色与定位，达到整体性治理的目标，也能够真正发挥老年消费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公共政策可帮助老年人口由“消耗者”转变为“生产者”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人们为了应对养老而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会改变原有的消费和储蓄动机和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12）。第二次人口红利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和调节。传统观念将老年人口视为纯粹的消费者和需要照料的弱势群体，这只反映了老年人口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老年人口群体中蕴藏的巨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忽视了老年人口也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我们在强调老年人口要公平的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并没有给予老年人口所拥有的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利以同等的关注。老年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利用，不仅会影响整个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市场，也会直接的作用于老年消费，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应当被当作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重要的战略思路和政策工具，也是实现人口老龄化时期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靠途径。以这一理念为基础，对就业政策、退休政策乃至终身教育等政策和措施都会有新的调整思路，需要并可能形成全新的公共政策工具包。通过鼓励老年人口，特别是中低龄老年人口更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等具有生产性的活动之中，使得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财富与资源的创造者数量增加。借助于公共政策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以及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依旧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后续好处和后续利益。(www.xing528.com)

3.公共政策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应开启老龄模式

公共政策需要为适应老龄社会的种种需求而改变，提高公共服务开支仅仅是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所引导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要开启老龄模式，要合乎老年人的偏好，实现老年人的诉求。摸清老人究竟需要什么，以何种方式施与最能够被老人所接受，这是涉老公共政策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老人有老人的需求偏好，同样是托底扶助政策，面向老人的托底政策在扶助方式与扶助内容上与面向其他年龄群体是应当有区别的。我们以往的许多涉老服务政策之所以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和年轻人的视野出发，未能真正了解老年人的需求意愿和他们所喜好的服务方式，结果是事倍功半。比如对贫困老人和低保老人的补贴，如果仅以金钱形式，往往所补贴的钱被老人储蓄起来或赠予子女，并没有达到改善老人自己生活状况的目的，因此为老人提供上门养老服务或上门实物补贴效果可能会更佳。

同样，医疗卫生服务及其资金投入的方式也应具备老龄社会的政策思路。增加公共医疗卫生投入非常必要和紧迫，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公共财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应充分理解老年人口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应充分意识到当下与未来的老年人口对治病的需求仅仅是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中的一部分（梁鸿、赵德余，2007），而保健型医疗服务和养生型医疗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因此，老龄社会的医疗卫生服务不仅需要调整服务的内容与服务的方式，而且在卫生经费投入的方向与结构上也应充分考虑当下与未来的老年医疗卫生需求偏好，医养结合和防未病等领域的公共投入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应对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不能仅仅聚焦于老年人口，而应当涵盖全人口和整个生命周期。在健康领域，通过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来降低老年阶段对卫生医疗服务和长期护理的需求，不仅是医疗卫生领域未来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途径。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可能改善中国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复到年轻化的社会形态。对老龄社会的担忧甚至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既有的思维定式所束缚，人们还是在用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形态，还是基于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交往模式来讨论互联网时代所创造的诸多全新形式的交往互联、服务供求和治理模式，应对之策也主要是短期的、聚焦于老年人口大量增加给现行体制政策带来的困难。当突破原有的理论和传统的观点的羁绊，我们就会对老龄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会不断深化和更新，会发现许多新的应对之策和新的可用的社会经济资源。老龄社会不是我们的宿命，而是我们共同努力建设的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