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认识不同，老年阶段的人均消费水平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并不低，老年人均消费水平已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5]即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少儿和劳动力人口相加的人均消费水平。借助于CHARLS数据，我们测算得到，2011年我国老年人均年消费开支约1.18万元，同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开支约1.03万元。而CHARLS甘肃与浙江两省的跟踪调查数据[6]也对这一结论予以了验证，2008年和2012年两省的老年人均消费水平均高于两省的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如表7-1所示）。这一事实表明，当一个社会中老年消费群体数量增加，并不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因此而下降，居民消费市场反而会因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而需求扩大。
表7-1 全国及甘、浙两省的老年人均消费与全体居民人均消费对比[7]
2.老年消费的构成相较居民消费各有侧重
在老年人均消费结构中，食品与医疗保健是重头（如表7-2）。2013年我国老年人均消费中食品消费的比重过半，医疗保健消费占老年消费的16.2%，在食品消费之后排名第二，食品与医疗保健两者加总的比重高达67.7%。相比之下，全体居民的人均消费中食品和医疗保健开支的比重均显著低于老年消费，分别为35.7%和6.9%。不仅比重如此，老年人口人均用于食品和医疗保健消费的绝对水平也远远高于居民的人均水平，老年人均食品开支和医疗保健开支分别约为居民人均水平的2.5倍和4倍。
表7-2 我国老年人均消费的构成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对比[8]
在其余消费类别中，老年人口用于衣着的人均消费开支仅为居民人均的一半，用于居住、家庭设备和用品以及文教娱乐的人均消费开支与居民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均消费中交通通信开支占比12.2%，尽管这一比重落后于居民人均消费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比重（14.4%），但在绝对水平上，老年人口在交通通信领域的人均消费开支（0.26万元）已超越全体居民的人均交通通信消费开支（0.18万元）。
老年消费有其自身的结构特征，与其他年龄消费群体的消费方向侧重不同，这也意味着老龄社会的消费结构、消费形态将会与年轻社会有所不同。老龄化程度越是深入，居民消费就会越偏向于老年消费模式，居民消费市场中食品、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份额将会上升，相对而言，在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和用品以及文教娱乐领域的份额会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哪一种消费结构形态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需要在老龄社会的消费供给上做重新匹配。
3.老年消费内部具有人群分化而非单一整体
老年人口并非单一的人口群体，与其他年龄的人口一样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其消费模式也各具差异。
首先，从低龄到高龄，老年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有所不同。80岁及以上的老人用于食品消费的开支显著低于60—69岁以及70—79岁的老人，但在居住、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消费开支中，80岁及以上的老人与60—69岁老人基本持平，且超过70—79岁的老人。医疗保健消费开支的金额从低龄至高龄呈增长态势，占老年人均消费的比重也逐步上升。传统观点中所认为的高龄老人（特别是超高龄老人）“吃得少、用得少”显然需要修正，高龄老人和超高龄老人并非消费得少，只是消费的内容与低龄老人、中龄老人有所不同[9]。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的消费模式对老年消费的整体影响会越来越大。因此，无论是消费市场还是政府与社会，都需要更加关注高龄老人的消费问题，需要转变高龄老人低消费的旧观念。
图7-2 按消费类别分的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均消费[10]
其次，城乡老人之间的消费有所不同。尽管农村老人各项消费的人均水平均落后于城市老人（见图7-3），但农村老人在食品和交通通信的消费比重上高于城市老人（见表7-3）。就医疗保健这项消费，尽管农村老人在绝对数上低于城市老人，但两者在比重上已十分接近，城市老人人均医疗保健开支占个人总消费的17.5%，农村老人则占16.1%。无论城乡，医疗保健开支都是老年消费中的重要组成。而伴随农村老年人口向城镇地区的迁移、农村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农村老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农村老人的消费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它未必与城市老人的消费模式完全趋同，但必定会有新的特征与新的模式。有一点趋势是肯定的，即农村老年人口的消费开支中，医疗保健的消费开支水平及其所占比重需要提高，这是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投入的决策过程中必须重视的一点。(www.xing528.com)
图7-3 城乡老年人各项消费的人均水平[11]
表7-3 老年人各项消费所占比重的分年龄组对比与分城乡对比[12]（单位：%）
当然，老年消费内部的分化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口和城乡老年人口之中，这里仅以这两类为例进行说明。理解老年消费不能以一概全，老年人口中的不同群体、老年周期中的不同阶段，甚至老年人口所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作用于老年消费并使其形成分化。因此，如果将老年消费视为单一的对象，则会掩盖有关老年消费的许多事实真相，也会对公共政策的决策产生误导。
4.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受年龄效应与代际效应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得到，老年消费具有年龄别差异，低龄、中龄与高龄的老年消费在数量和结构上有所不同。年龄效应将持续影响我国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无论哪一时代的老年人，在其老年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都会经历由年龄而引起的消费差异。例如，高龄老人因健康状况退化而增加医疗护理类的消费需求，相比低龄老人而言，用于食品的开销有所下降。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化趋势会扩大年龄效应对未来老年消费走势的影响力。高龄老人比重的增加，会使得老年消费的整体结构向高龄老人的消费偏好靠拢。
与此同时，我国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也会受到老年人口代际效应的影响。伴随新一代老年人口逐渐替代老一代老年人口，其消费模式也逐步被更替。如果简单地将现在的高龄老人的消费模式套用到未来的高龄老人身上，则可能出现误判。出生并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老年人口的生活态度和消费模式是不同的，不同代际的老年人口有不同的年龄别消费模式。简单地说，当下的高龄老人与未来的高龄老人的消费模式有所不同，当下的低龄老人与未来的低龄老人的消费模式也不一样。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的完善、财富积累的程度、健康与死亡状况的改善等，都会使得不同代际的老年群体之间产生消费差异。
尽管还无法对我国不同代际的老年消费展开长周期的对比，但现有数据已经可以部分的说明这样的趋势。以2008年和2012年CHARLS甘肃与浙江两省的跟踪数据为例，老年人均消费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低龄和高龄阶段的人均消费涨幅相较中龄阶段要大，这正是代际效应的作用结果。即便在短短4年内，当新的高龄老人代替老的高龄老人，当新的低龄老人代替老的低龄老人，高低两端的老年消费状况已产生显著的变化（见图7-4）。当延伸到一代人，整个老年人口的消费模式，无论消费数量还是消费结构，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类似的发展趋势也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到印证[13]。
图7-4 甘、浙两省的年龄别老年人均消费水平（2008年与2012年对比）[14]
5.老年消费中的公共财政开支随老龄化加快而提高
以上讨论的都是老年消费中的个人消费，老年消费还包括公共部门的涉老财政开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公共部门的涉老财政投入将会增加。以日本2004年的情形为例，整个老年阶段中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随年事增长而提高，用于高龄老人的公共财政开支远远高于低龄老人（Ogawa et al.，2009）。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会增加公共财政为老年人口的转移支付。不仅日本如此，主要发达国家在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普遍经历公共财政的涉老开支逐渐增加的共同趋势。以公共财政开支中的医疗开支为例，在老龄化程度越深、整体经济越发达的经济体，公共财政用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开支越多，并且高龄老人所享受的医疗卫生的公共财政投入与低龄老人之间的差距更大（Tung，2011）。
就我国而言，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同样面临增长趋势。鉴于我国所处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特殊阶段，我国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除了会经历因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引起的普遍性的增长之外，还会由于较低的起点而经历相比同等老龄化程度的其他国家更大的增幅。当下这一代的高龄老人，有较大的比例没有纳入正轨的退休金体系，其养老经济来源中公共财政的补贴性、托底性转移支付占有较大的份额。2011年CHARLS数据显示，我国90岁以上老年人口当年的收入（主要是退休金）仅仅能覆盖20%的消费开支，这意味着剩下的80%的消费开支是由高龄老人自身的财富积累、子女的补贴和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所填补。考虑到高龄老人留存的财富积累十分有限，公共财政是目前我国高龄老人养老的最重要经济依靠。我国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所面临的双重增长压力会随着未来高龄老人的代际替代而有所缓解，但与其他各国一样，公共财政的涉老投入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增长的普遍性压力仍然是存在的，长寿对于公共养老资源的压力和风险将不断增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