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年消费:年事越高消费越多
我国老年消费随年事增长而递增,超高龄老人的人均消费水平为老年人口中最高。据CHARLS数据所得,2011年我国老年人均消费约1.18万元,其中60—74岁组人均消费1.16万元、75—89岁组1.18万元、90岁及以上组2.15万元。低龄、中龄与高龄初期的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差异不大,处于在波动中稳步增长的态势,而从90岁开始,特别在95岁以上的超高龄阶段,老年人均消费急剧增长。9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均消费数量几近60—89岁年龄段的2倍。当社会中处在高龄阶段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均消费会因此提高,老年人口的高龄化会使老年人均消费随之增长。
图7-1 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消费与收入(2011年)
“越高龄、消费越高”的现象是我国的特例还是一种共性特征?Lee和Mason的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生命周期消费与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有所不同(Lee and Mason,2011)。贫穷国家(我国被归为此类国家)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人均消费基本持平,接近生命周期终点时的人均消费有所下滑,老年人均消费略微超出生命周期的平均水平。富裕国家老年消费模式与贫穷国家不同,富裕国家老年人均消费远远超越劳动力人口,也超越生命周期的平均水平,并且在高龄阶段表现出越发强劲的消费势头。可见,“越高龄、消费越高”这一现象在发达富裕国家、老龄化程度越深的国家中具有共性。现阶段我国老年消费的整体模式仍未脱离贫穷国家之列,但高龄老人的消费特征意味着我国老年消费模式已开始向发达富裕国家转型。这一转型预示未来我国老年消费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特征将越发明显,高龄阶段毋庸置疑将成为消费水平最高的人生阶段。
2.老年消费:需求水平呈增长态势
我国老年消费的需求水平呈现跨期增长态势。依据2008年和2012年CHARLS浙江、甘肃两省跟踪调查数据,两省老年人均消费从2008年的人均1.16万元增至2012年的1.52万元,4年间增幅约为31%。这4年间物价水平总体增幅约为17.5个百分点[1],在去除物价因素之后两省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仍然具有显著增幅。这表明老年消费需求本身具有增长性。(www.xing528.com)
年龄组的增幅显示,90岁及以上组和60—64岁组的人均消费增幅位居前二。短期内,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人均消费上升幅度超过中龄老人。在老年阶段初期,临近退休的劳动力人口逐渐替代原本的低龄老人,新老低龄老人的替换过程也是新老消费方式的替换过程。新的低龄老人相比原本的低龄老人更容易(或已经)接受新的消费,如电子产品、网络购物、老年旅游、有偿老年服务等。老年消费品供给的增加也更容易拉动新的低龄老人进行消费,当然新的低龄老人更好的经济条件无疑为其更高的消费需求提供经济保障。而在老年阶段尾部人均消费的显著增幅主要由“高龄老人更高龄”的寿命延长态势所致。超高龄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在短期的增长主要源于刚性需求的提高,特别在于照料、护理、医疗等因生理退化而增加的刚性消费需求,当然也包括因生命周期最后几年失去同住老伴而增加的分担缺失型消费需求。无论是低龄阶段供给拉动型和收入拉动型消费需求的增加,还是高龄和超高龄阶段刚性消费需求和分担缺失型消费需求的增加,都表明了我国老年消费需求的内在增长趋势。
3.老年消费:释放财富的非保守型消费
老年阶段各年龄组的人均消费普遍高于人均收入,各年龄阶段均处于不同程度的现期收不抵支状态。2011年我国老年人均收支赤字约为0.52万元,其中90岁以上超高龄老人的收支赤字为最高,接近2万元,这一赤字几近同组人均收入的4倍。超高龄老人巨大的收支赤字由超高龄阶段消费数量的急剧上升和收入水平的下滑所致,前者起了主要作用。生命周期假说有助于理解老年消费超越老年收入的现象。其基本观点是:生命周期中每一时间段的消费是由其整个生命周期总收入水平决定的(Modigliani,1986),个人往往会在年轻时储蓄得多一点,以便当他年老时可以有平稳的消费路径(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 Ando and Modigliani, 1963; Modigliani, 1986; Senisi, 2003;Deaton, 2005)从生命周期假说的逻辑出发进行思考,老年消费本质上并不保守,老年阶段是生命周期中释放往期储蓄进行消费的人生阶段,利用财富储备来平衡老年阶段的收支。相反,年轻人会因财富储备压力与子女抚养压力而相对保守型消费。这似乎超出了传统的认知,我们总认为老年人口因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收入减少、生理衰退而需求下降等因素而消费欲望不高、消费行为保守。然而无论是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原理,还是从CHARLS数据中得到的老年消费现实,都在说明:我国老年消费并不一定受老年收入的制约,过去的财富储备是老年消费的重要经济支撑。
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老年现期收支赤字的表面含义,认为老年人口现期收支缺口势必会制约老年人口的消费。实际上,老年消费的经济来源要比年轻时期渠道更多也更灵活,再加上财富积累与养育子女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老年消费的后顾之忧小于年轻人。现阶段老年消费所面临收支状况,并不代表老年消费本身的保守主义,而更多地是供给市场的种种落后与制约所造成的。类似“以房养老”等利用老年人口固定资产收益对老年生活进行改善的做法尽管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盛行,但在未来随着老年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丰富、老年人口金融参与度的加深、养老观念的更新,利用固定资产收益改善老年生活的做法会在未来的中国逐步流行,届时老年人口运用自身财富储备填补老年收支赤字的途径将会更多元化。考虑到农村老人可利用的固定资产较为单薄,固定资产往往无法成为填补老年收支赤字的经济来源,因此加快完善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金水平、加强农村扶贫力度以及加快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进程,是改善农村老年收支状况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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