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与代际消费方式的影响

作为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所必须关注的前提。我国的生育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是以“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鼓励育龄夫妻晚生晚育、生育间隔延长、生育数量减少；到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落实，实行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再到2013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生重大变革，只要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40多年复杂和漫长的改革过程（乐昕，2013），每一次改变都影响了至少一代人的家庭结构。

针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究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还是经济发展本身造成的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学术界的争论已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观点不一，但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人们生育意愿的自然下降，这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家庭少子化与小型化已成为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构成，也已影响了家家户户的生活方式乃至消费方式。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一个家庭中普遍有4～5个小孩，甚至更多。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年代，按照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宁愿父母省吃俭用，也不能让孩子受苦，孩子越多，家庭中用于孩子的开销必然越多。因此，父母辛勤工作为的就是能够把子女养大成人，而由于生育孩子个数多、年龄跨度大，往往父母已接近老年或已步入老年，年龄长一些的子女刚成家，年纪小的子女甚者还需要父母照顾。因此，过去中国的父母可谓为子女奉献到老。

我们以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批人口群体在2011年时的年纪大概在72—81岁，其子女大约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以鼓励生育为主，一个普通家庭大约要生育4个子女，再加上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往往前面生了几个都是女孩之后，仍然要生到儿子才结束，因此，有许多家庭出现最大的女儿和最小的儿子之间相差10多岁、20多岁的情况。我们在上一章的数据分析中也发现，在2011年时72—81岁阶段的老年人口处于人均消费水平的低谷，这一现象或许可以用家庭中子女抚养压力大来解释：

1.家庭子女数量多，使得家庭开支用于抚养子女的比重占据大头，而父母对自己相对节俭，父母也没有过多的经济余力去照顾自己的父母。

2.生活长期处于节俭状态塑造了节俭的消费习惯，使这一批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群在进入老年阶段时仍然延续年轻时期保留下来的节俭习惯。

3.从经济状况上来说，抚养子女几乎花费了整个家庭的所有开销，使得这一批人群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后储蓄下来的财产十分寡薄。

这几个因素除了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2011年时70—80岁的老年人口消费得较少，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家庭在年轻时期人口结构的不同对家庭进入老年阶段之后的消费产生很大影响。(www.xing528.com)

让我们继续将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这一代人在2011年时的年纪大约在42—51岁。当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进入生育年龄阶段时，正好遇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因此，这一批人口群体所生育的子女数量与其父母辈相比一下子减少许多。生育子女数量上的减少也直接改变了家庭结构与家庭模式，这主要体现在：

1.子女数量的骤降大大减轻了家庭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父母有经济实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有更多的经济余力去赡养自己的父母。

2.虽然勤俭持家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消费特征，但是抚养子女负担的减轻让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提高了自己的消费水平，从年轻时期到中年时期所形成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延续进入老年时期，当他们进入老年阶段时，其消费模式与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进入老年阶段后的消费模式有巨大差异。

3.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我国家庭生育模式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让妇女从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儿子）的封建家庭使命中脱离出来，让妇女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自己的事业，当然从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4.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妇女消费的自主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因此无论是家庭中妇女自身的消费模式还是整个家庭的消费模式，都因经济状况的提高得到优化，这也为整个家庭的老年生活储备了更多的经济财富。

可以想见，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老年生活状况一定比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的老年生活状况有很大的进步，无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是家庭架构的改变，都使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口有更高的消费水平。而产生这些收入水平上的提高，以及家庭架构的改变，以及以上几点中所提及的变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烙上的时代印记，这项政策确实改变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也正是我们想讨论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家庭乃至代际消费所具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