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文对不同老年人群在人均消费数量上的比较与分析,我们总结得出五类老年人群属相对弱势的老年群体:90岁以上超高龄老人、老年阶段现期收入低下的老人、农村地区老人、无同住老伴的老人和老年女性。这里的弱势不仅仅指经济状况的低下,也包括生活能力的缺失以及获得外界帮助的渠道弱势。弱势老年群体在消费方面的弱势,突出表现为难以平滑进入超高龄阶段前后的消费数量。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对老年弱势群体的消费问题展开讨论。
1.现阶段我国超高龄老人普遍承受巨大收支压力
超高龄阶段的生活困难表现为两大方面:①消费水平的陡增;②收入水平的下降,一增一降使得超高龄老人人均收支赤字为整个老年阶段中最高。在生命最终几年间的人均入不敷出额度接近2万元,这一赤字约是同年龄组人均收入的4倍。尽管我们所统计的人均收支状况是指各年龄阶段的当期收入与支出,并不考虑往期的储蓄,但是这依然可以说明超高龄老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因为能够留存到超高龄阶段的前期储蓄普遍是微薄的。对于经济状况、生活能力和家庭(代际)扶持能力较好的超高龄老人来说,超高龄对其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会很严重。然而,对于低收入老人、农村地区老人、无同住老伴的老人,以及老年女性而言,进入超高龄阶段意味着陷入巨大的生活困境。这类弱势老年群体很难有能力平滑进入超高龄之后的消费水平,即会表现为进入超高龄阶段之后人均消费水平急剧的增加,这样的增幅实质上是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同时下降在消费开支上的一种表现。
2.超高龄老年女性的弱势尤为突出
女性约占据样本中超高龄无同住老伴老人总量的八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是女性寿命相比男性较长。超高龄老年女性,收入水平较低、缺乏同住老伴的生活扶持、生理严重退化等多种弱势因素综合于一身,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需得到更多的重视。一方面,女性经过生育、更年期等生理经历后,老年女性发生骨质疏松症状、腿脚不便、摔跤骨折的情况相比男性要多,因此老年女性的照料需求也较多。女性在(超)高龄阶段失去老伴之后,通常只能依靠子女照料或购买有偿照料服务。另一方面,女性因退休前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男性,退休之后的收入也相比男性较低。再加上女性预期寿命较长,使得原本较低的财富积累被稀释到更多的年份中去,往往生命周期最后几年的老年女性经济处境较为艰难。(www.xing528.com)
3.老年人口“时间银行”互助机制可帮助缓解高龄老人的生活困境
所谓时间银行,是指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15]。在户籍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态势较为严峻的上海,类似“时间银行”的做法已经落到实处。在上海市枫林街道推行的“老伙伴”互助计划中,低龄老人作为社区志愿者,结对帮助同一社区中的高龄老人,平均每一楼道都有5名社区低龄老人志愿者,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楼道就能解决。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我们认为较可行的方式是以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为主要形式(如同上海),将低龄老人的服务时间储存起来,当低龄老人自己变为高龄老人需要获得帮助时,利用之前所储蓄的服务时间去换取来自新的低龄老人的服务或来自社会其他组织的服务。
4.高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既是动力也是挑战
消费数量在高龄阶段的增加对于拉动内需、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来说是利好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超)高龄阶段弱势老年群体大幅提高的消费偏向于保健型消费、医疗型消费和照料护理型消费,这些消费无疑对政府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高龄化在带来居民消费数量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同步改变。如果产业结构、社会支持体系和家庭支持功能长期无法满足高龄化所产生的高龄老人在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上的特殊需求,那么高龄化对消费数量的积极效应无法得以发挥,反而会对消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人口高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必要做好充分准备应对高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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