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的动态变化

前面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2011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是全国层面的数据，全国性的数据只有2011一个年份，无法观察全国层面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的动态变化。为了能够获得不同年份的对比性的结果，我们将对CHARLS数据中的2008年和2012年甘肃和浙江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但是由于考虑到甘肃和浙江两省的情况无法代表全国的总体水平，因此，我们在进行不同年份对比的时候，仅对比2012年和2008年这两年的两省调查结果，并不把2011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放入对比。

（1）老年人口人均消费的实际需求水平在4年间增幅显著。

2008年时甘肃与浙江两省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为1.16万元人民币，而到2012年时两省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1.52万元人民币，4年间的增幅大约为31%。而从2008—2012年的4年时间内，我国物价水平总体增幅大约为17.5个百分点^[11]。可见，即使去除这四年间物价上涨的因素，该两省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仍然上浮明显。2008—2012年的4年时间里，两省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增幅大于这四年间物价水平的增幅。在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之后，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的增加更说明老年人口实际消费需求的增加。

图4-19　2008年与2012年甘肃、浙江两省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对比图

（2）老年人口人均消费与居民人均消费。

我们试图将CHARLS中获得的我国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与国家统计年鉴中的居民（所有年龄在内）人均消费水平进行比较。我们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从“人民生活”中给出的“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2011年为15 160.9元）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2011年为5 221.1元），再根据2011年城乡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之后得到2011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3万元^[12]。根据我们对CHARLS数据的处理，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为1.18万元，与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3万元进行比较，在2011年时我国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已超越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这里需要说明，2011 年老年人口人均消费的数据来自2011 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我们在本章开头已对筛选之后的样本代表性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认为我们所使用的最终样本可以代表全国老年人口。而2011年居民人均消费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年鉴中的消费指标没有区分年龄别，只有人均的消费指标，因此，无法通过统计年鉴本身对老年人口人均消费和居民人均消费进行对比。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CHARLS中所得到的老年人口消费数据与国家统计年鉴中的居民消费数据具有可比性和统一性。原因是：国家统计年鉴中的消费指标包括：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交通和通信消费、文教娱乐服务消费、其他消费。而CHARLS中所统计的各个消费项目可以完全归类到国家统计年鉴的各个消费指标中。此外，我们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中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分类定义，基本认为CHARLS中消费指标与国家统计年鉴一致。具体如下，括号中的为CHARLS的具体消费项目，括号外的为统计年鉴的消费指标。

✧食品消费（食物支出、在外就餐支出、烟酒支出）

✧衣着消费（衣着消费）

✧居住消费（水电费、燃料费、取暖费、物业费）

✧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家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购买电器、日用品支出）

✧医疗保健消费（医疗支出、保健支出、美容支出）(www.xing528.com)

✧交通和通信消费（当地交通费、邮电通信支出、各种交通工具的购买维修和配件费用、购买汽车）

✧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文化娱乐支出、教育和培训支出、旅游支出、保姆小时工用人等支出）

✧其他费用（社会捐助支出）。

综上可见，在数据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运用CHARLS数据和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对我国老年人口人均消费和居民人均消费进行比较，具有可比性和统一性。当然，如果国内年龄别消费数据能够更趋完善，将能进一步提高结论的精确度。

（3）国民富裕程度与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

未来，这种超越幅度是否将保持并增大呢？有关国民富裕程度与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之间的关联，Lee和Mason的研究已做出了判断，富裕国家（发达国家）、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底层国家（第三世界），依次拥有高、中、低3个档次的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这三类国家代表了不同国民富裕程度（Lee and Mason，2011）^[13]。

图4-20　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国家）的生命周期收支图

注：（1）图4-20来源为：Lee，R.and Mason，A.（2011）‘Lifecycles，Support Systems，and Generational Flows：Patterns and Change’，IN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Generational Economy：A Global Perspective’，eds.Ronald Lee and Andrew Mason，79-106，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图中纵坐标也可以标为：Ratio to average labor income （30-49），rich代表富裕国家，poor代表贫穷国家，HG（hunter gathers）代表底层国家，这个分类标准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分类标准基本一致，中国归于贫穷一类。

对比2008年和2012年甘肃和浙江数据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4年间两省国民富裕程度的提高引起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的正向位移。当然，有观点认为，产生这种正向位移不是因为国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是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们认为，就全世界各国的已有经验与实际情况，国民富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经济体，通常都伴随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我们以第三章中的4个对照国（德国、美国、日本、印度）为例，就可以验证这一现象。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产物（Peng，2011；Peng，2013）。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富裕程度和改善生活生产环境的同时，也使人们的预期寿命得到延长，并促使人们“少子化”的生育观逐步形成，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预期寿命更长。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包含在国民富裕程度这一因素之中的，根源上造成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发生正向提高（位移）的原因是国民富裕程度的提高。

从国民富裕程度与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关联性出发，更进一步思考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我们得出与传统观点（人口老龄化将抑制内需乃至阻碍经济增长）所相悖的结论。我们认为国民富裕程度高低不同的国家，或某一国家在国民富裕程度的高低不同时期，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伴有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的高低。由此，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结果是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的拔高，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在消费领域的影响并非消极的，而是正面的积极的。我们的论点是，基于对老年阶段人均消费水平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相反，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在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反而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