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类型测算我国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时,我们仍然使用2011 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全国层面上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人均消费进行数量上的测算与特征上的归纳。
1.按收入分类
依据我们所使用的2011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60岁及以上样本的人均收入水平约为6 629元人民币,以此作为划分低收入与高收入的标准,即高于老年人口平均收入的定义为高收入老年人口,低于老年人口平均收入的定义为低收入老年人口。在这样的标准下,我们进一步分别得到了低收入老年人口与高收入老年人口相应的人均消费水平。
研究收入状况的一个公认的难题,是人们对收入问题的敏感性和隐私性,因而问卷调查所回收的结果有时会出现不愿意回答的情况,而较多不愿意回答的受访者选择随意填写一些数字以便跳至下一题。低收入类别的平均收入水平偏低,因为其中包含了将收入填为“0”的样本。这些收入“0”值的样本无法区分确实收入为零或是受访者不愿意填写自己的收入信息,因此在数据清理时很难将不愿意透露其收入信息的样本剔除。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缺憾,但是本研究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以及整理后的数据,是目前我们所能获得的最优的数据,处理后的数据也是用尽一切可能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之后的结果。
(1)老年消费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与固定性。
即使在老年收入极低的人群中,其消费水平也并不会像其收入一样极低。消费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固定性,这主要表现在“该消费的还是得消费”,不会因为收入低了就不消费了。虽然低收入老年人口和高收入老年人口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2.07万元,但是两类人群之间的平均消费差距只有0.74万元。消费的变化与收入相比,具有一定的平稳性。事实上,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和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所认为的观点也验证了消费的这一特征,即使在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其消费水平并不会因为当期收入低下而使得消费水平低下,消费水平是受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状况而决定的。
其实,我们从德国和印度的整个生命周期收支曲线(如上图4-2)的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消费的这一固有特征。从一个人进入老年阶段开始,尽管收入水平不断地下降,甚至降至零,但是消费却保持在退休前相当的水平,甚至在有些富裕的国家,退休后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
(2)高收入老年人口在老年阶段拥有收支盈余。
高收入老年人口人均年收入约为2.19万元,与1.76万元的人均年消费相比,高收入老年人口在其整个老年阶段是收支盈余的,在老年阶段的人均盈余大约为0.43万元。高收入老年人口也是唯一的一个在老年阶段拥有收支盈余的老年人口群体。需要澄清的一点是,高收入老年人口虽然消费普遍低于收入,但是其消费水平本身并不低。高收入老年人口年龄别消费模式与总平均差异较大,也表明收入不仅影响消费数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消费模式。对于高收入老年人口而言,75—85 岁的老年人口收支情况最为乐观,不需要靠退休前的经济积蓄,仅凭当期的收入即可有较多的盈余。
(3)低收入老年人口年龄别消费曲线与总平均曲线相类似。
图4-4 2011年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入(高收入与低收入)
图4-5 2011年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消费(高收入与低收入)
低收入老年人口平均年收入大约为0.12万元,其人均年消费量大约为1.02万元,收支赤字0.9万元针对低收入老年人口,其整个老年阶段的消费曲线与总平均消费曲线非常相似,都表现为进入90岁高龄阶段之前相对平稳的消费曲线,以及在进入90 岁之后,消费曲线尾部发生急剧抬高,而在70—74岁年龄组出现消费的最低谷。在高龄组,低收入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为整个老年阶段最高,与依旧保持在低谷的收入水平相比较,就可获知高龄组低收入老年人口的收支负担极为艰巨。
(4)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也是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观点。那么,老年人口的收入对老年人口的消费的影响是否也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明的是,对于老年人口而言,所谓收入对消费影响重大,其中的收入不仅仅是当期收入,还应当包括整个生命周期各期的财富累积值平均分配到老年阶段各期之后的一个兑现值。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概念呢?这其中的理论背景就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即人们每一期的消费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当期的收入,而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的预期值。这一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低收入老年群体中,老年阶段的消费仍然没有低至极低的水平,而是保持在一定的消费水平。这两个理论对老年阶段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解释力非常好,因为从低收入老年人群的消费曲线中,我们就能充分认识老年阶段的消费是受财富积累和当期收入两者共同影响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低收入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如此低下的情况下,老年阶段的消费并没有随收入的极低而降到极低。
(5)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
在按照收入高低进行讨论的情况之下,人均收支赤字曲线的区别非常明显,从图4-6中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区别。
对于低收入老年群体来说,人均收支赤字曲线的形状基本与总平均的人均收支赤字曲线相近似,唯一的区别是低收入老年群体的人均收入赤字水平在每个年龄段都要比总平均赤字更大。低收入老年人群的人均赤字高达0.9万元人民币,其中人均收支赤字最严重的年龄组同样发生在生命周期的最后几年(90岁以上组),接近2万元人民币,而赤字情况最不严重的70—74岁年龄组的人均赤字也将近8 000元人民币。
图4-6 2011年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支赤字(低收入与高收入)
而对于高收入老年群体而言,人均收支赤字的曲线与低收入者的曲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状。高收入群体的收支赤字曲线基本上处于横坐标轴的下方,这意味着,在整个老年阶段中,大部分时间的收支是有盈余的,仅在个别年龄阶段,70—74岁组和生命周期的最后几年,高收入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是有赤字的。整个高收入老年群体在老年阶段的人均收支盈余超过4 000元人民币。收支盈余最多的年龄阶段是80—84岁年龄组,盈余1万元人民币,而收支赤字最大的年龄阶段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人均赤字约为5 000元人民币。
对比低收入老年群体和高收入老年群体,我们深刻地感觉到老年人口的收入对老年阶段收支赤字的影响非常重要,再加上老年人口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不会因为收入极低而降至极低,因此,老年阶段收支赤字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老年阶段的收入情况。
2.按居住模式分类
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CHARLS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将老年人口的居住模式简单分为两类:单人户和双人户。本研究中的单人户,是指抽中家庭户中只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的户,主要是指因单身、离婚、丧偶而导致独居的老年人口;而双人户是指所抽到的家庭户中既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也有其配偶的户。由于数据条件有限,只能以此粗略地代表独居(家庭户中只有一位老人)和非独居(家庭中有两位老人)的老年生活形态。
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这种显著性是可以从直观的认识中去体会的,比如,一对老年夫妇居住在同一户中,那么所使用的暖气费、空调费、日用品甚至交通工具、电器等都可以共用,平摊到每个老人身上就只有一半了。而如果老年人口独自一人居住,那么诸如这些生活必需的费用就只能一个人承担,消费水平就会明显往上增加。我们的测算结果与这种直观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根据测算,一位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口,一年的食物支出为7 091 元;而来自双人户的老人,每人一年的食物支出为4 282元。
(1)单人户老年人口人均消费量在各个年龄组均远超双人户老年人口。
单人户的老年人口人均年消费量约为1.89万元,而双人户的老年人口人均年消费量约为0.99万元。在人均消费量上,单人户的消费水平远高于双人户,甚至在每一个年龄段都遥遥领先。差异的最高点发生在高龄老人身上,即90岁及以上年龄组,差距将近2万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验证了上面的直观判断,也进一步验证了居住模式对人均消费影响的重要作用。
图4-7 2011年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入(单人户与双人户)
图4-8 2011年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消费(单人户与双人户)
(2)单双人户老年人口的消费低谷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单人户老年人的消费低谷发生在80—84岁年龄阶段,临近生命终点时的消费急剧攀升。其攀升的幅度非常剧烈,甚至最终超越刚进入老年阶段时的消费水平。一个90岁独居老人的消费水平与一个60岁的独居老人的消费水平相当,而一个95岁或更高年龄的独居老人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一个60岁独居老人的消费水平。
与单人户老年人口的消费曲线不同,双人户老年人从步入老年阶段开始,其消费水平就基本呈现为逐年平缓下降的趋势,直至生命终点时其消费水平达到最低值。在双人户老年人口的消费曲线中,还有一个次低谷,即70—74岁年龄阶段,这是除去生命终点时低谷以外的第二个低谷。这一次低谷与总平均消费曲线中的低谷发生在同一年龄阶段,或许可以认为这一低谷是由这一年龄阶段对老年人口所产生的内在因素所引起的。
(3)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
单人户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整体比双人户要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单人户的人均收支赤字在生命最终的几年逐步往高处走,而双人户的人均收支赤字曲线在尾部却是逐步往下走,意味着双人户老年人口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收支赤字情况反而在逐渐好转。
具体来说,单人户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约为1.29万元,收支赤字整体上平稳,仅在生命最终几年急剧上升。人均收支赤字最小的年龄阶段是在85—89岁年龄组,大约为0.9万元。在85—89岁之前,收支赤字有略微缩小的趋势,而在这之后直至生命终点,收支赤字迅猛提高。在生命最终的几年(90岁及以上年龄阶段)内,人均收支赤字增长得很快,达到2.27万元人民币,这个赤字相当于该年龄组人均收入水平的6倍。
相比单人户老年人口,双人户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整体上要低很多,平均收支赤字约为0.31万元。双人户老年人口收支赤字最小发生在90岁以上高龄组,与消费最低谷所在年龄段相互重合。并且,双人户老年人口的人均赤字水平从进入老年阶段开始到生命终点为止,一路下降,从60—64岁组的人均0.39万元人民币的赤字,到生命最终几年的0.05万元人民币的赤字,减少了八成。
老年阶段人均收支赤字,反映出有老伴一同生活的赤字要比没有老伴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好很多。笔者认为,这其中不仅仅是上文所提及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共用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双人户老伴之间在经济上相互扶持,在日常生活与心理关怀上相互照应,使得双人户老年人口整体上的收支赤字状况较单人户良好许多,并且在生命最终的几年赤字情况也没有恶化,反而更为改善。
图4-9 2011年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支赤字(单人户与双人户)
3.按城乡分类(www.xing528.com)
(1)城乡老年人口收入水平区别甚大。
整个老年阶段,城市老年人口的收入最低值高于农村老年人口的收入最高值,并且这种绝对优势一直保持于整个老年生命周期中。在该数据的所有受访者中,城市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约为1.66万元,农村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仅为0.36万元。城市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进入高龄阶段之前表现出相对平稳的趋势,在平均值1.6万元左右变化幅度并不大,在85—89岁年龄阶段时达到收入的最高值1.95万元。但是城市老年人口人均年收入的这种平稳爬升趋势在进入高龄阶段之后立刻消失,转而急剧下降,直至生命终点时的收入达到最低值0.83万元。与城市老年人口相比,农村老年人口人均年收入的曲线更为平稳,没有急剧的上升与下跌,基本保持在平均值上下,但农村老年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见图4-10)
(2)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仅在高龄阶段达到与城市老年人口相当的水平。
图4-10 2011年城乡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入(城市与农村)
城乡老年人口的收入差距必定带来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从我们的数据结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整个城市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消费值达到1.73万元,而农村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值仅为1.01万元。农村老年人口只有在高龄阶段(90岁及以上年龄组)才与城市老年人口接近,在其他任意年龄组均低于而且是远远低于城市老年人口。城市老年人口的消费低谷出现在80—84岁区间,农村消费低谷出现在70—74岁。(见图4-11)与低收入老年人口的年龄别人均消费曲线类似,农村老年人口的年龄别人均消费曲线与总平均的人均消费曲线形状基本一致。我们可以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收入,由于我国老年人口普遍收入水平较低(无论是横向与其他年龄人口的比较,还是纵向与其他国家老年人口的比较),并且农村老年人口中更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使得低收入老年人口、农村老年人口和总体这三者的年龄别消费曲线十分相像。
图4-11 2011年城乡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消费(城市与农村)
(3)城乡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
按照城乡进行区分讨论的人均收支赤字中,可以明显看出城市老年人口的收支赤字显著小于农村老年人口。在整个老年阶段的各个年龄阶段,农村老年人口整个老年阶段人均收支赤字都高于城市老年人口,整个农村的赤字曲线处于城市赤字曲线之上。
农村老年阶段的收支赤字曲线持续较为稳定,似乎只有赤字更为严重的年龄段,没有缓解的趋势。整个农村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约为0.65万元人民币,即使在收支状况最为良好的60—64岁年龄阶段,人均赤字也超过5 000元人民币,而到90岁及以上的高龄组,人均赤字更是接近2万元人民币,是该组人均收入水平的5倍有余。(见图4-12)
图4-12 2011年城乡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支赤字(城市与农村)
对于城市老年人口而言,老年阶段的人均收支赤字情况要比农村老年人口好许多。整个城市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仅为700元人民币。整个老年阶段收支赤字的变化高低起伏,在75—89岁的3个年龄组中具有收支盈余,而在其余的4 个年龄组中表现为收支赤字。盈余最大的年龄组为75—79岁组,将近3 000元的盈余,而赤字最严重的年龄组为90岁以上组,大约1.34万元的赤字。尽管农村和城市9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赤字均为老年周期中最高,但城市高龄老人的赤字仍然相对农村高龄老人而言要低一些。(见图4-12)
城市与农村老年人口在老年阶段的收支状况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笔者认为,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而收入差距在老年阶段时所产生的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城市老年人口在退休前普遍有固定工作,因而退休后基本上每个月可以获得较为固定的退休金,并且这个退休金要比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金要来得高。再加上城市老年人口往往会有一些房产财富,能够在老年阶段仍然获得一些来自房产出租等方面的财产性收益。并且,城市老年人口自身文化素质较高,退休后继续参加经济活动,从而获取退休金之外的经济收入。而对于农村老年人口而言,进入老年阶段之后自身的劳动能力逐日退减,甚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农村老年人口在老年阶段的收入非常有限,除了养老金之外,恐怕只有子女的一些补贴,或是再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或非农业劳动贴补家用。这样一比较,农村老年人口在其老年阶段的经济收入状况比城市老年人口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若想要缓解农村老年人口在其老年阶段的收支赤字的状况,首要的是提高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
4.按性别分类
(1)男女老年人口整体消费水平不相上下。
男性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约为1.14万元,女性约为1.21万元,从平均值来看并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老年男性人均年收入水平略微高于女性,男女人均年收入分别为0.72万元和0.61万元。老年男性人均收入之所以高于老年女性,主要是因为男性退休前的工资水平就要比女性在退休前的工资水平高一些,而退休金发放水平的高低所参照的正是退休前的工资水平。
(2)高龄女性的人均消费水平猛增。
虽然老年男女的人均年消费水平在整体上表现出相对持平的状态,但是具体从各个年龄阶段来分解,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男女老年人口的消费差异。
就老年男性而言,从进入人口学意义的60岁老年阶段开始,其人均消费水平虽有增减,但增减的幅度并不大,消费的最低谷发生在70—74岁年龄阶段,然而即使是在消费最低谷时,男性消费水平也有1万元人民币,并没有跌落得太大的程度。而在老年男性的生命最终的几年时间中,人均消费水平不增反降,这一点是与老年女性完全相反的。从整个男性老年阶段的人均消费曲线中可以看出男性在老年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消费的稳定性非常强烈。笔者认为,这也许与男性的生理特征,包括老年阶段身体素质较为良好、高龄男性少于高龄女性等因素相关联。
而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人均消费水平在进入90岁高龄组之前非常平稳,人均消费水平持续保持在1.1万~1.4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当老年女性进入90岁高龄阶段开始,其人均消费水平急剧上升为2.47万元人民币,这一人均消费水平是同期女性人均收入水平的将近8倍(见图4-13,当期收入为3 199元)。老年女性和老年男性在生命周期最后阶段的消费差异明显,平均一个90岁及以上的老年女性的消费水平大约是一个90岁及以上老年男性的2倍。高龄女性在交通通信支出、能源消费、衣着消费、日用品包括美容化妆品支出、文娱旅游开支、保健开支这些方面都相比高龄男性高出许多。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女性平均寿命要比男性多几年,因此,高龄阶段的女性往往为独居老人(而高龄的男性为独居的并不多);另一方面,女性由于在生活上更多地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因此对水电、燃料、个人卫生清洁用品等的消耗相比男性要多。
图4-13 2011年不同性别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入(男性与女性)
图4-14 2011年不同性别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消费(男性与女性)
(3)不同性别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
在按照性别讨论的情形下,老年女性的人均收支赤字约为0.60万元,而老年男性的人均收支赤字约为0.42万元,男性老年人口在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均收支赤字均低于女性老年人口。总体而言,在所有讨论形式中,按男女性别区分之下的老年人口收支赤字差异是最小的。但是具体从各个年龄段来分析,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在未进入90岁及以上高龄阶段时,男性老年人口与女性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区别并不大,但是在90岁之后,男性与女性的人均收支赤字差距开始明显扩大,在高龄组老年女性的人均收支赤字约为老年男性的4倍。
图4-15 2011年不同性别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支赤字(男性与女性)
5.按受教育程度分类
在划分高学历与低学历时,我们采取以是否完成义务教育为界线,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口称为高学历老年人口,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口划分为低学历老年人口。这一划分标准主要考虑目前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高学历的衡量标准稍微偏低,只要是高中毕业就被视作为高学历。
(1)高学历老年人口收入水平显著高于低学历老年人口。
收入差距在高低学历老年人口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高学历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入高达2.15万元,而低学历老年人口只有0.55万元。可见,受教育程度对职场发展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学历水平的这种影响在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未来的老年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将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除了直接影响退休前的收入水平,也直接影响退休后的收入水平。通常来说,具有高学历人除了在工作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当他退休后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进行返聘、兼职、半就业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参与活动,从中获得收入。并且,诸如医生、教师、工程师等“越老越吃香、越老越经验丰富”的工作者,他们在退休后如果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甚至可以获得比退休前更高的经济收入。(见图4-16)
图4-16 2011年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入(高学历与低学历)
(2)低学历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仅在高龄阶段超过高学历老年人口。
在相对高收入的影响下,高学历老年人口人均年消费达到2.18万元,而低学历老年消费者每年仅消费1.10万元左右。在整个老年阶段,低学历老年人口仅在90岁及以上的高龄组拥有比高学历老年人口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在其余的各个年龄段中,低学历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都低于高学历老年人口。(见图4-17)
图4-17 2011年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消费(高学历与低学历)
受教育程度高低的老年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消费水平落差。一方面,凭借高学历与低学历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两者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大的消费差异。另一方面,高学历与低学历老年人口的消费差异也受到除收入因素以外的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学历高的老年人口往往社会交往的圈子与学历低的老年人口所接触的社交圈子不同,学历高的老年人口需要参加更高层次的社会交往,因此,穿着、交通工具、社交开支等一系列的消费就会比低学历的老年人口消费得多。再比如,上文所说,高学历老年人口往往更容易从事经济收入更高的职业,因此,在退休前这些高学历的老年人口的消费习惯就已经相对处于较高水准了,由于消费习惯会从退休前一直延续到退休后,不容易轻易改变,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高学历老年人口的消费要比低学历老年人口显著高出许多。
(3)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
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口而言,低学历老年人口在整个老年阶段的各个年龄段,人均收支赤字都要比高学历老年人口高。我们也可以从图4-18中更为直观地看到,低学历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曲线处于高学历老年人口的上方。并且,在中龄阶段和高龄阶段,伴随着高学历老年人口在这两个年龄阶段人均收支出现盈余(好转),进一步拉大了与低学历老年人口人均收支之间的距离。
图4-18 2011年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口年龄别人均收支赤字(高学历与低学历)
低学历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支赤字约为0.55万元人民币,人均收支赤字最乐观的年龄段是60—64岁年龄阶段,约为0.52万元人民币,赤字最为严重的年龄阶段是在高龄阶段,约为2万元人民币。
高学历老年人口的人均收支赤字约为0.03万元人民币,人均收支赤字最乐观的年龄段是85—89岁年龄阶段,这一阶段不存在收支赤字,转而是收支盈余,收支盈余将近3万元人民币。收支扭亏为盈主要依赖于两方面:一是收入水平的陡增;二是消费水平的稳步下降。在剧升与微降的共同作用下,85—8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口产生一定额度的收支盈余。而赤字最为严重的年龄阶段仍然是在高龄阶段,达到1.32万元人民币。对于高学历老年人口而言,人均收支赤字的曲线极富变化性,特别是在生命周期的最后10年中,从人均盈余3万元人民币骤变为人均赤字1.32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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