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特点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怎样的水平呢？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6.60%，比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下降了6.29%；而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提高了2.93%，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87%，比2000年的水平提高了1.91%^[3]。我们通过比较美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可以对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做出全局性的定位。

从联合国的数据中（见表3-3和图3-8）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4 000多万人，到1985年时就已翻倍至8 000多万人，到20世纪末已超过1.2亿人，而在2010年将近1.7亿人。从1950年至2010年的60年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翻了近4倍。再次，高领老人的数量也在同步地增加，从表3-3中可以看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上升斜率非常陡峭，从1950年的2 000多万人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1.1亿多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突飞猛进，从1950年的仅150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近2 000万人。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特征在我国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事实反映了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大改变的这一事实。

表3-3　我国不同年龄段人口数量变化情况（1950—2010）单位：万人

（续表）

注：表3-3数据来源同表3-1。

图3-8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堆积图（1950—2010）（单位：%）

注：图3-8数据来源同图3-4。

人口数量上的改变也牵动了人口结构的改变，从图3-8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少儿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大幅下滑，从最高值1965 年的41%下降至2010年的18%。自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0%起，我国便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这一比重达到12.4%。与此同时，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1950年劳动力人口比重为58.2%开始，逐年减少至1965 年的最低值52.7%；随后该比重又逐步回升，直到2010年达到69.4%，接近70%。这一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少儿人口比重的大幅削减；二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程度还未加速。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于任意一个对照国。实际上，从1980年至2010年的这30年的时间正是我国获得最多“人口红利”的时期^[4]。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深层意义上来看，是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水平得到了飞跃式的改善，再加上生育率水平持续在较低位置，从而造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一种结果。

图3-9“我国人口年龄金字塔”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的底部显得不稳的细长型尖三角，到20世纪70年代底部相当稳重的尖三角，再到21世纪初期的底窄、中宽、顶部逐渐开始丰满的葫芦形，2010年更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低龄老人（50—75岁）人口数量的膨胀。可以说，我国的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形状可谓是“十年一小变、二十年一大变”，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能经历的。

图3-9　我国人口年龄金字塔（1950—2010）

注：图3-9中金字塔左边为女性，右边为男性。图3-9原始数据来源同图3-3。

2.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1）老龄化程度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

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仍然在不断地深化。60岁、65岁和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在未来的90年左右时间中，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60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在21世纪中叶（2050—2060年）将到达最高点，随后有所回落，但是并不可能回落到21世纪初的水平，而是与2040年左右的数量持平。表3-4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在2015年约为2亿人，到2040年前就将翻倍超过4亿人，2055年是顶峰时期大约为4.6亿人，2080年时回落到4亿人，2100年时约有3.7亿老年人口。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的发展特征。

表3-4　我国不同年龄段人口数量变化情况（2015—2100）单位：万人

注：表3-4数据来源同表3-1。

从表上所示的2015年到205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不断加深：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会从2015年的14.9%提高至2055年的34.2%。这40年的时间里增加将近20个百分点。在2055年之后，这一比重保持在34%左右，直到21世纪末。伴随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以及少儿人口持续保持在15%左右的比重，我国未来90年左右的时间内，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将在2015—2055年发生明显的下降，从2015年的66.9%下降至2055年的51.1%。（见图3-10）

图3-10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堆积图（2015—2100）（单位：%）

注：图3-10 数据来自联合国UNPD 的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DVD Edition，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峰值挑战将会在30年后到来。

图3-11　我国人口年龄金字塔（2015—2100）(www.xing528.com)

注：图3-11中金字塔左边为女性，右边为男性。图3-11原始数据来源同图3-3。

在分析了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之后，我国未来老龄化发展趋势已经十分明了。我再通过人口年龄金字塔来进一步分析，归纳如下的6张金字塔的形状图，我们不难发现两大群体数量的不断减少：少儿人口和青壮年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发生在21世纪的前半叶，2030年和2050年的两张图给我们强烈的底座不稳之感，整个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会比青少年人口多。而直到21世纪末期，人口年龄金字塔变为老、中、轻、少4个年龄群体基本均匀分布的棒槌形金字塔形状。

综上可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已面临或将会面临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我国来说，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已不可能再回到我国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彭希哲，2013）。这从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很久的发达国家的经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3.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1）我国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特征明显。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独有的特点。最明显的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提前到达。按照国际的惯例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在2000年时已达到这个标准，这表明我国从2000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5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34.2%，并在2055年之后保持在33%～34%。我们也因此判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055年左右达到高峰。所谓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或延迟到来，是与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的。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未到达一定的水平，就已到达人口老龄化高峰，那就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提前来临。

我们在上文分析了4个对照国的老龄化与人均GDP的发展关系，那么，我国在过去60年中这两者的关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接近8%，而当时的人均GDP 不到200美元，仅为同年美国或德国的1.6%，也仅为同年日本的2%，甚至低于同年印度的水平。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到20世纪结束前的我国人均GDP 仍然未满1 000美元，仅为同年日本的2.5%。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 约为4 500美元，约是美国2010年的9.5%。从人均GDP的水平中我们已经可以验证我国“未富先老”的现实。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比我国早，有些甚至早几十年，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政府、家庭与个人都已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财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是具有一定防范力度与条件的。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困难多多。除了人均GDP这一指标，我们再以我国人均收入的数字进一步论证。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253元人民币，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6 280元人民币，城乡加权人均年收入约为3 632元人民币，约合454美元^[5]。

有关未富先老这一话题，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在未富的情况下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态势极为严峻，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未富先老的影响已经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收入差异等（邬沧萍等，2004），并且现在还不是未富先老影响最严峻的时期，而将会发生在2020年左右（田雪原，2010）。要缓解未富先老对社会经济的压力，只能通过持续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蔡昉，2010；王桂新，2012）。虽然有不少学者认可“未富先老”的说法，也有学者并不赞同“未富先老”的观点，或者认为“未富先老”并非悲观的状况。比如，马瀛通认为，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未富先老”相比“先富未老”而言是进步（马瀛通，2007）。

笔者认为，无论对于我国老龄化特征是否支持“未富先老”这一观点，我国老龄化本身的发展趋势是势不可当的。这一点已是非常明确。从现阶段，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真正来临的几十年间，老龄化的压力是如影随形，甚至是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的，也无疑是个人与家庭所将面临的难题。在已无法逆转成为“未老先富”的情况下，如何在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是我们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艰巨性。

正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给予我国现在和未来的挑战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艰巨，这种艰巨主要表现在：

①我国面临人口结构老化和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猛增的双重压力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而言不仅是人口结构上的压力，还包括老年人口群体数量上的压力。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即使在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比重时与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不高，但是从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口群体。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人口绝对数量与人口结构相比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中国而言，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所增加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要比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对照国多出许多。因此，我们认为，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上的巨幅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同样不可小觑。

②与德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对照国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德国和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正是这两个国家势头最好、最为鼎盛的时期，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进入人口老龄化，德国和日本是具有相当强劲的应对能力的。而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相比，我国对人口老龄化所做的经济与社会准备是远远落后的。可见，我国在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社会体制仍未健全的情况下，遇上人口老龄化，其经济与社会准备与德国、美国和日本相比是相当不充分的。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而言更具有艰巨性。

③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而言，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在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之深，尤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显著

一方面，即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为后代留一些财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也就造成了我国居民储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在退休后自己收入不多的情况下，我国老年人仍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后代存点钱。另一方面，尽管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几千年，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顾孙子女仍然比照顾父母（公婆或岳父母）更多。中国的这种“护小”的文化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在德国、美国，也包括日本，这些国家的老年人口并不会因为要给后代储备经济财富而减少自己的消费数量与质量，因而，在这些对照国中，当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增加的时候，并不会影响整个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不至于影响内需。

事实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途径有许多种。在2013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通过“健康老龄化”作为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最有效的办法，认为通过尽量延长整个生命周期中健康的年限，来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卫生、福利等方面的压力，也可延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时间（世界卫生组织，2013）。除了通过“健康老龄化”，还可以从制度与政策的层面进行探索。诸如通过生育政策的适时调整来延缓未来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再诸如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缓解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彭希哲，2013）。

在许多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多年的发达国家，政府已投入相当数量的智力与财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而对于像中国这样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间还不长，今后的挑战将会更加剧烈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并且在吸取发达国家应对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国家的特点与国情，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正面潜能发挥到最高。仔细分析研究几个对照国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人类发展必然经历的社会状态，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甚至反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的机遇与动力。并且，我们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与努力是可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中，依然创造出一片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