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应对方法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新挑战，它的影响面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公共卫生、遗传等诸多方面，其影响力度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速而随之增强。我国从21世纪伊始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直到近几年才逐步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也由此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人口老龄化研究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研究高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规律与前景

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速度不断加快，进入老龄化提速阶段。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总体上具备三大特征：①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增速迅猛；②老龄化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③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面临如此严峻的老龄化考验之时，经济社会发展实力还比较薄弱。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的数据结果，中国人口老龄化未来趋势如下：从2010年至21世纪中叶，中国老龄化高速发展并深化推进，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从2015年的1.44亿人增至2050年的3.5亿人，老年人口比重接近30%；21世纪后半叶我国老龄化将呈现“居高不下”的高位平台发展趋势，没有明显的缓解趋势，其间老年人口数量及老年人口比例的高峰期将处于2060年前后^[1]。

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正在改变整个社会以及我们每个个体。中国“未富先老”的老龄化格局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是已经经历老龄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他们也无法提供直接的经验借鉴。因而，我国所正在经历和将会长期经历的老龄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新常态。

2.孝道模式与孝文化

李琬予等（2014）对当前我国城市中年子女这一代人的孝道模式的演化做了梳理：当前我国城市中年子女这一代人，在人口高龄化的现实困境下，感觉履行传统孝道赡养老人有些力不从心，并认为同龄的其他人也同样经历这样的困境，因而逐渐开始转向接受权变孝行模式，在传统孝行模式和权变孝行模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在心理上获得心安。他们一方面会基于传统孝道观做出补偿视角的努力，使自己的孝行趋近当前感知孝行标准；另一方面，他们会自己下降对自己下一代孝行标准，通过降低对孩子的孝道期待来获得代际之间的互惠平衡。彭希哲、郭德君（2016）对孝伦理重构展开深入研究，文章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家庭模式、社会结构和传统社会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传统孝伦理在当代社会日渐式微的重要社会原因；文章提出，在老龄化社会中，孝伦理的重构需要以更全面视野审视老龄化，用不同方式营造有利于孝文化重构的文化氛围，在现代语境下为孝伦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途径让孝伦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等应对策略。

3.家庭结构与家庭模式

事实上，悄然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孝道模式，与之相关联的许多社会模式和家庭模式都已与传统社会有所不同。

（1）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发生了变化。过去，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是主要的家庭代际居住模式，而如今，家庭规模小型化已是家庭发展的主流模式，父代与子代同住的家庭数量已明显减少，特别在城市中，独立居住的子代和独立居住的父代成为主要群体；并且，父代和子代的经济条件越好，同住的可能越低，反之则越高（陈皆明、陈奇，2016）。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条件改善，特别是老年人财富水平的积累与提高，整个社会中独立居住的父代将越来越多。

（2）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家庭老龄化和空巢化趋势日益明显，老人独立居住的比重大幅提升，而老人与子女同住比例显著下降，老人独居和多代同堂并列成为我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模式（胡湛、彭希哲，2014）。王跃生（2013）的研究发现小型化家庭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家庭结构，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基于当代中国家庭模式的巨大变化，彭希哲、胡湛（2015）指出，当代家庭具有“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特点，核心家庭大多有其“形”而欠其“实”，因而不能将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现有家庭政策呈现“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相博弈的特征，迫切需要在尊重传统及把握趋势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系，支持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

（3）代际关系中“护小”的观念越来越重，“啃老”现象就是典型例子。伍海霞（2015）考察了亲子同居家庭中子代啃老还是养老，结果发现城乡亲子同居家庭中均不同程度存在子女啃老的现象，且未婚子女、收入较低子女和无业子女的啃老风险较高，丧偶、年龄较大的父母被啃老的可能性降低。

4.失能老人与长期护理问题(www.xing528.com)

中国失能老人规模巨大，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代际居住模式的随之改变，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风险已经逐步凸显，并且成为老龄化新常态下的新的社会风险之一。黄匡时、陆杰华（2014）的研究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平均预期时间为：65岁老年男性4～5年，老年女性7～8年。刘柏惠、寇恩惠（2015）通过考察社会与家庭在提供老年照料中的相互作用机制，发现社会照料能够每周减少约46小时的家庭照料时间，其中的替代效应十分明显，其中独居老人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曹信邦、陈强等（2014）的研究指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化解社会风险所造成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一项新的政策的实施通常需要经历学界论证与地方试点的过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实施也不例外，专家与学者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对这一制度的推动与落实贡献巨大。在2016年7月，国家人社部印发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在全国范围启动这一制度的试点，首批试点的有上海、广州、青岛、承德、长春等15个城市，试图用1～2年的时间，探索为长期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一制度落实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非常广泛。如胡宏伟等（2015）对我国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进行估算和预测，结果显示，从2014 年至2050 年，我国老年护理服务潜在需求可能从3 000亿元上升至4万亿元，有效需求可能从1 000亿元上升至1.6万亿元，其中重度失能老人护理服务有效需求可能从276亿元上升至5 000亿元，未来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需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赵曼、韩丽（2015）认为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要在借鉴德、日、美等国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要立法现行，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法律法规。

5.延迟退休年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表明延迟退休已有明确的顶层安排。对于延迟退休政策，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反对的声音，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与老百姓的负面抵触情绪。反对与抵触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延迟退休会影响青年人的就业，即延迟退休对青年人的就业是挤出效应还是吸入效应；（2）感觉今后都是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工作，原本的退休生活似乎泡汤了；（3）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缺口而制定的，并在许多媒体的误导下，许多老百姓认为延迟退休会降低自己未来的养老金收入。

近年来，社会学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已经对这几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1）延迟退休并不会增加青年人的失业率，阳义南、谢予昭（2014）对27个OECD 国家1980—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总体结果表明，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推迟退休降低了青年失业率。刘妮娜、刘诚（2014）的研究显示，延迟退休虽对青年人的就业有负效应，但是负效应非常微小，并且如果分行业看的话，在相当一部分行业的延迟退休反而对青年人就业有促进作用。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弹性退休机制已经实践多年，给予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2）老百姓对延迟退休政策存在一些误解，特别是刚刚提出的时候，甚至有许多极端的观点在社会上流传，比如前文所说“今后都是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工作”等。事实上，我国推行的延迟退休年龄是“渐进式”的改革，借鉴的是国外“小步慢走”的改革路径，例如美国用17年的时间将退休年龄提高2岁（杨馥，2013）。

（3）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而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已经出现巨大的不吻合，世界上与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相当的国家均已实行弹性退休机制，并对推迟领取养老金的人有所奖励。发达国家通过将弹性机制引入退休制度框架，提高了退休制度的灵活性，在遏制提前退休、激励延迟退休、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林熙，2013）。事实上实行延迟退休，并非对养老金缺口问题有所缓解。张熠（2011）的研究发现，无论从改革过程还是对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看，延迟退休年龄都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延迟退休年龄必将减轻政府在养老保险方面的负担这一说法并不全面。

（4）养老金账户的平衡并不可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政策就解决（袁磊，2014），延迟退休也并不降低养老金收入。袁中美（2013）的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对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都有正效应。这意味着，对低收入人群而言，延迟退休将会使其养老金替代率提高，有利于提高退休后的经济保障，可能有所影响的是针对退休前的高收入人群，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其养老金收入可能不及退休前的收入水平。事实上，老年人并非都是需要社会救助和支持的群体，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一方面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也是顺应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地看到当今的老年人，特别是中低龄的老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需要社会救助和支持的群体。庞大的老年人意味着庞大数量的健康和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力资源（任远，2013）。由此，延迟退休年龄也并非仅仅出于平衡未来养老金的目的，而更多地是为了合理利用蕴含在老年人之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避免这些极有价值的资本在过早的年龄停止发挥经济和社会效应，这对我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强民富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6.重新认识我国的老龄化新常态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老龄化的认识掀起了一股新的热潮——重新定义老年。最早系统地提出并阐述重新定义老年的学者是奥地利学者Serguei Scherbov，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主要观点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普遍大幅提高，特别是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当下的老年人无论在健康状况、精神面貌，还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与过去传统社会中的情况有巨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老年人及老龄化程度，老年需要被重新定义。我们对老年人的定义的传统标准只关注生理年龄这一个角度，没有全面考虑人的心理、健康、社会参与、社会资本等其他角度。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的挑战需要用21世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重新定义老年以及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将不仅仅使得我们对我国所处并将长期所处的老龄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使得当下社会上的许多不必要的“恐老”情绪有所缓解，更重要地在于，这些理念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将有利于我们形成新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和战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