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重构：空间重组带来的变革

多中心网络化下的区域发展是地区隔阂与差异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的过程，不仅强调行政隔阂的淡化，也意味着城乡差异的弱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是推进沪宁高铁走廊地区同城化的重要途径。该地区作为江南水乡的核心区域和近现代工商业、外向型经济的先行区域，一直是我国城乡经济共同发展、城乡融合程度较高、城乡差距相对较小的地区，随着区域内各级各类中心城市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走廊沿线的乡村地区全部纳入了邻近城市的日常通勤圈内，并成为大都市区郊区化发展的重要承接地，并呈现出以下特点b：

（1）城乡综合交通网络的完善、机动化的提升和全域公交系统的建设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物流快递系统的城乡一体化扩展等，导致城乡之间综合可达性的全面提升和城乡关系在时空尺度上的大幅度压缩。一方面，所有乡村借助发达的城乡交通、信息等网络成为一个或者多个周边城市共同的近郊区甚至边缘区；另一方面，地域时空邻近性和可达性的提升，加速了城乡区域间互动的节奏和频率，也改变了居民的日常活动规律，出现了跨越城乡界限安排日常生活的“城乡人”，一改传统城乡二元关系下“城里人”与“乡下人”泾渭分明的身份结构和生活模式。

（2）随着城镇快速拓展和大都市连绵区的全面形成，苏南城际之间的用地连绵，导致区域层面广泛的“土地城镇化”，中心大都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空间依托区域骨干交通网络呈现出网络化连绵、包围分割乡村空间的格局，乡村在区域整体层面成为“城中村”或者都市田园，传统苏南水乡地区连绵乡村和节点状城镇的城乡空间关系变为连绵的城镇建设空间与碎片化的乡村空间的状态。同时，伴随着城市的连绵和高铁等高快速交通带来的城际之间的时空压缩，出现了跨越城际界限安排日常生活的“区域人”，一改传统区域关系下非此即彼、归属界限和身份清晰的人群生活模式。

（3）伴随着上述“城乡人”和“区域人”的出现，家庭不同成员之间的择居、择业空间尺度加大，家庭空间结构随之出现形变，以家庭不同成员及其就业、居住地的空间分布来衡量，家庭成员和日常活动跨越城乡、城际边界分布，城际家庭、城乡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碎片化、离散化程度提高，在提高家庭总体就业收益和降低住房成本等的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交通出行成本、亲情关爱成本和降低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质量，并带来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www.xing528.com)

（4）随着大都市连绵和随之而来的雾霾、治安、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趋严重，乡村地区以其相对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活的独特价值，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苏南地区逐步出现城乡价值的“倒挂”，在乡下居住成为部分“先锋”人士的生活方式，加上农业现代化加速乡村居民的“非农化”，一批与农业无关的“乡村居民”逐步成为乡村生活的主体，村庄、村民的非农化加速发展，乡村不再是“农民”的家园，而成为乡村居民生活、旅居、休闲的场所。城乡之间的差别也不再是职业、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差异，而逐步仅仅成为景观差异。

针对上述城乡关系变化的地域性特点，可进一步发挥沪宁高铁走廊中心大都市对周边城镇和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区域内城乡空间利用模式和促进建设城乡高度一体化的新型居民聚落系统，按照功能类型和通勤方式的不同，建设不同特色、不同尺度、功能各异、尺度宜人的城乡一体化综合生活圈，圈内的生产、生活、生态有机协调，城乡功能平衡，成为区域居民的新型日常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