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化跨城就业：区域空间联系的重组

“流动化的就业”即高流动性就业，是就业主体（就业者）与相关功能场所空间（居住空间—居住地、生产空间—就业地、设施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等）相互影响的结果。受场所空间条件变动的影响，就业者主动适应或被动地接受常态化的就业通勤流动。居住地、就业地两大场所空间的条件变化对“流动化”就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住空间分离产生的就业通勤流动。在中国，市场化背景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是驱动职住分离并产生和加剧常态化远距离通勤流动的重要原因。首先，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度下的“前场后院”的职住格局，是就业主导型的职住空间关系，此时的职住高度平衡，通勤流动微乎其微。改革开放后随着就业和住房的市场化，职住接近的单位大院转变为开放式的城市功能区块，职住均衡的格局随之瓦解，就业者的职住通勤流动性随之增加。其次，在土地和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土地有偿使用推动了城市功能分区、土地利用置换以及城市空间扩张（郊区化、城市蔓延）。在市场化环境和城市空间结构重塑的共同推动下，职住空间的分离进一步加剧：一是制造业的郊区化与居住区的内城或近郊集聚，二是住宅的郊区化与就业的中心区集聚（服务型经济趋向）。这两种郊区化过程中的旧区人口居住与就业岗位的不同步外移或新区空间功能的不耦合配套（如经济开发区、居住新城的功能单一化），使得就业者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显著增加（表2-1），职住分离下的潮汐式、高频率、远距离的通勤流动趋于常态化。在一些大都市区及其周边出现了跨界远距离通勤现象，即邻近大都市的中小城市由于较低的住房价格或优质的景观生态环境，吸引大都市就业者前去购房居住，这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大都市的远郊居住组团，这种跨城通勤流动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等高速交通网络为支撑。典型案例如燕郊的“京漂族”，有数据显示，每天晚上住在燕郊、白天在北京上班的跨省通勤族高达30万人之多，其中50%以上的人群的通勤时间超过90 min e。

表2-1　中国部分城市平均单程通勤时间（2010年）（含长三角走廊50名以内的城市）(www.xing528.com)

第二，企业多区位布局和协作带来的就业通勤流动。企业生产方式及其空间组织关系变化是促使就业流动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通过纵向生产的前向、后向联系以及横向的广泛地域联系产生了新的劳动地域分工模式。首先，越来越多的企业由单区位布点向多区位布局发展，如大型企业的总部与分支机构设立，管理、研究和生产部门的独立设置等，进而形成了从全球到地方不同尺度的企业内部联系网络；其次，基于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产品链、创新链等分工的企业外部联系网络不断扩大，形成了不同地理尺度的空间合作和流动网络。在企业内部、外部空间上扩大的网络加强了城市区域的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快速交通设施网络则支撑并促进了这种企业关系网络。依托高速交通的流动空间，在实体空间层面，通勤流作为城市区域空间上企业关系网络交互的关键流要素之一，负载和促进了技术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其他要素流，企业的就业者作为人流要素的构成主体，在城市区域的多节点之间的企业网络中形成频密化的通勤流动（商务出行或常规通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