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成功的关键在人，玉龙县把“抓人”、抓组织建设、抓干部队伍建设的工作放在首位，一大批党员干部的国家认同、组织认同、民族认同和自我认同得到不断强化，一批好干部得到了锻炼，把自我成长与完成党的任务、推进人民利益目标进行完美的结合，既是党的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结果，也是“四个自信”在民族地区脱贫发展过程中的集中体现。通过对四名村支部书记，六名乡科级干部，分管扶贫的副县长及县长、书记的深度访谈，聆听他们坚守信念、不忘初心、努力创新推进脱贫攻坚行动的生动故事，全面展示了脱贫攻坚行动本质上是在党的主导和领导下，发挥政治制度优势的制度创新，以大批基层党员干部为核心引领的积极社会行动。玉龙县“三级书记”展现了共同特点：一是铭刻艰难困苦记忆的“本地性”，二是深蕴生态智慧的社会主体性，三是懂政治更讲政治的“书记自觉性”。玉龙县深入落实“五级书记一起抓”，以求真务实滋养创新的底气，以专业性、责任心狠抓“两不愁三保障”对标，坚持贯通“卡内与卡外”的辩证法，探寻“跨越城乡”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通道，全面推动了县域脱贫攻坚的社会活力与行动能力。
脱贫攻坚行动本质上是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和领导的具有跨越行政科层制治理、战役型贫困治理的制度创新，是以大批党员干部为核心引领的建设性社会行动。
自15世纪人类进入分门别类的“科学化”研究以来，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路径，也以“科学”与“人文”为相应旨归并力图分别对标。从本体论上，逆向探求二者的实证交集，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努力，除了在哲学史、科学史上留下一处处里程碑式的坐标之外，对于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事件背后要进行“规律”探寻的社会科学而言，又因此深陷因为“人”的复杂性而难以就其行为、意志作“类型”分析的两难处境之中。当然，如此“野蛮”的生长，也以“社会科学”的建树，将“人”与“制度”的勾连囊入其中，从而，给相关社会科学门类的“解释力”留下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无数难题。好在一切科学的根本基础是“实证”，是在实证基础上的公理性建构及递归式溯演。从这一意义上，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多视角锁定及综合性、互动性对话，理应成为达致研究目标的有效路径。对玉龙县脱贫攻坚经验研究的任务，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内生机理上，向研究者“内生性”地开显出关于“人”在“制度”中如何作为的主题。无疑，这是具有综合性、跨越性、超越性的挑战，但也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因为，担负制度责任的“人”，就是脱贫攻坚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www.xing528.com)
制度经济学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型态。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诺思在此提到的“制度”，承担了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功能，因而认知集多因素互动而生成的综合性“激励”制度的内涵，将是帮助我们理解玉龙县扶贫干部队伍的一个学理入口。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对行政科层制内涵的“非人格化”倾向弊病的分析，也是我们反观玉龙县扶贫干部队伍及他们依托的“制度创新”关键点的又一面镜子。“默顿在他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烦琐的规章和形式化程序中行使职能的各层职员，可能会形成‘官僚主义人格’的假说。他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满足顾客或用户的需求，而是在规章和书面指令的迷宫中找到头绪。因此，产生的最严重的功能失调，是（使）这些程序只是按照字面执行而并没有深入人心。它们失去了作为组织活动标准的作用而成为教条。由于要遵守书面规章制度，职员最后变得墨守成规、拘泥于细枝末节、僵化、不能灵活变通。”[2]显然，默顿对行政化科层制“非人格化”倾向的批评，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玉龙县脱贫攻坚实践中以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标识的制度品质和政治制度优势的一条路径，从而获得对中国科层制隐形的整合力和包容性既深刻又耳目一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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