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与精准脱贫顶层设计及政策践行相嵌构的体系化战略中，“以党建促脱贫”已被定位为深化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在制度逻辑上，也潜含中国政治制度与贫困治理互为荣辱的历史担当[6]。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说到扶贫攻坚“四个切实”中的“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时指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产业扶贫中，若能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和载体，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发展和扶贫目标的实现，必将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地位和共产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玉龙县产业扶贫实践中，积极发挥党的先锋引领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党建+产业扶贫”与社会建设、乡村治理有机结合，做实“党建+产业扶贫”，依托基层党组织引导贫困户自觉参与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增收，实现脱贫。玉龙县产业扶贫实践巩固了党在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基层权威，增强了贫困地区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信心和认同；通过党组织的服务与引领，搭建平台，深化了村民自治。那么，玉龙县“党建+产业扶贫”的地方经验的组织特征与制度内核是什么？何以能够实现产业扶贫的目标？内在的结构性要素的关系如何？深入研究发现，玉龙县的“党建+产业扶贫”具有以下结构性特征：
第一，以项目为抓手和载体，将能人吸收为党员，将党员培养成能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的先锋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基层党组织在民族贫困地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得到显著增强。
第二，选拔的党员干部或选择的致富带头人在当地均有较好的口碑和群众基础，产业扶贫中具有“好人”+“能人”的双重特征。因此，在“党建+产业扶贫”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好人”+“能人”必然发挥较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第三，建立在当地社会基础上的“党建+产业扶贫”得到基层群众的认可，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了扎实的社会根基，增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社会动力基础，提高了扶贫的可能性。
第四，玉龙县“党建+产业扶贫”的产业组织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合理的介入。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是依靠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完成的，这无疑增强了村民对党支部的信任。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当地纪委监察系统的权力下沉与巡视作为补充的制度安排，成为建构“党建+产业扶贫”内在品质型塑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威慑行动和颇为严厉的惩治贪污腐败的制度安排，为防止产业扶贫中党员干部利用权力滋生贪污腐败、优亲厚友行为的发生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玉龙县“党建+产业扶贫”的产业组织模式以产业项目为抓手和载体，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带头、堡垒作用的同时，充分考量当地的社会基础，在村落内部非正式制度与国家较为严格的正式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增强了党在农村基层的组织和凝聚力，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社会动力基础，增强了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案例 甲子村“党建+公司+农户”的扶贫模式
甲子村村委会位于玉龙雪山东侧，村组地处高寒山区，南北横向距离31千米，最高海拔3800米，最底海拔1800米，山地落差较大，很多地方从山脚到山顶海拔差距1000多米，所以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甲子村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水资源，森林覆盖率达80%，雪山上流下的白水河从村中穿过，形成一幅幅美不胜收的自然画卷。甲子村汉族、彝族、苗族、纳西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各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差异大。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一年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寒冷天气，四季不分明，老百姓只能种植洋芋、苞谷、荞麦等作物，或者饲养牦牛、山猪等牲畜，农业生产水平十分落后，群众生产生活很困难。旅游开发前，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属省级贫困村之一，“美丽的贫困”是甲子村的真实写照。
1994年，滇西北旅游规划会在丽江召开，玉龙雪山景区进入旅游开发的黄金时期。世代居住在玉龙雪山的甲子村上片、黑水片区、雪花村等村民小组部分农户以景区为依托，自发参与租马、租衣等旅游服务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尝到了参与旅游产业的甜头。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周边村组的群众也纷纷自行组建租马队、租牦牛队、租衣队，集中在白水河、云杉坪、牦牛坪等景点从事旅游经营服务。随着玉龙雪山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大和旅游业的发展，1995年以来，景区农民参与旅游的数量、范围从1个村民小组的1个租马项目几个人发展到了19个村民小组，涉及租马、租牛、民族服装出租、防寒服出租、民族歌舞表演、餐饮服务、日用品零售、土特产品经营等服务项目，参与旅游产业的人数达2000多人，出租的马匹达800多匹，出租的牦牛近70头。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当地群众的自我管理和经营模式弊端不断显现，景区环境污染、私搭乱建、乱收费等旅游经营乱象突出，严重制约了景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景区管委会和村“两委”协商，于2007年8月制定了旅游业反哺农业方案，其核心内容为：甲子村群众退出旅游经营服务活动，全面恢复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景区从经营收入中直补资金给甲子村群众。该方案自2007年8月实施以来，甲子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社区群众收入在全县乃至全市名列前茅，人均纯收入达1.85万元，在城区购买商品房的农户数有238户，有机动车户数达481户。2015年甲子村87户建档立卡户退出贫困户，2016年甲子村退出贫困村，实现了全面脱贫。
玉龙雪山景区发展中通过旅游业的带动及旅游反哺农业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起来。但甲子村党总支一班人意识到，除了依靠旅游反哺政策，村组要持久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得摒弃“等、靠、要”的思想，找一条自力更生与集体发展的新路子。另外，由于历史、区位等原因，19个村民小组，不同民族间获得的旅游补偿以及参与旅游就业存在差异，如何消除差异、实现均衡发展不仅关乎民族平等与和谐，还影响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村“两委”发现玉龙雪山景区内一独有的商机：玉龙雪山风景每年吸引近5000对新人来雪山取景拍摄婚纱照，但这一领域的服务和管理还是空白。婚车随意停放影响到景区内市场秩序，婚纱摄影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够及时、完善等，引起游客强烈不满。此时，主动要求担任甲子村党支部书记的何志坚成为填补空白的关键人物。上任后的何志坚意识到，消除甲子村内各民族间的差异，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填补婚纱摄影领域的服务和管理空白，成立创新型的由党组织领导、产权明晰、经营遵循市场规律的村集体公司将是解决上述矛盾与问题的重要路径。
该想法得到管委会的认可，获得了管委会50万元帮扶启动资金的支持。2017年1月，甲子村甘子甘坂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性质为集体控股，甲子村2480名村民人人是股东，村党总支书记是法人，由村“两委”具体负责实施经营，玉龙雪山办事处负责监管企业的经营、财务和日常管理情况。公司主要从事婚纱摄影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向每对来景区拍摄婚纱照的新人收取660元的服务费，为其全程提供玉龙雪山婚纱摄影专项车辆使用、防寒衣租用、氧气提供、化妆间使用、雨伞充电器借用等服务。公司的成立，不仅规范了婚纱摄影秩序，维护了景区稳定和发展，更是通过就业和分红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群众的收入，为景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注入了新的活力。2017年12月26日，甲子村19个村民小组全村2480名“股东”村民，就婚纱摄影服务公司成立一年的盈利进行分红，共分得248万元，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人分得1000元。公司还将获得的所有利润，拿出一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用于支持甲子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和困难群众帮扶等。
2017年6月，玉龙山办事处甲子村党总支成立甘子甘坂婚纱摄影服务公司党支部和团支部。党支部成立以来，坚持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夯实基层党建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党支部在推动公司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围绕党建抓发展，发展经济促党建”的新路径。公司经营中，村“两委”班子成员和玉龙山办事处的监管人员不领取一分钱报酬，公司财务实现“村财乡管”，村民可随时到玉龙雪山办事处查阅公司财务，实践中出了一条“支部引路、公司经营、村委监管、群众参与、收益共享”的农旅结合特色发展路子，收益按人平均分配，以“党建+公司+农户”的“户户参与，人人分红”模式运营，得到基层群众的高度认可，为我国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地方性经验。
2.地方政府角色转换：产业扶贫中坚持“搭台不唱戏”，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实现产业扶贫的全社会参与
过往的产业扶贫中，以政府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或发挥企业、能人带头的产业扶贫模式，忽略了贫困人群的地位，从而使得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缺失，扶贫的目标难于达成，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久扶不脱贫或返贫的情况。在玉龙县产业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并未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而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服务理念，在产业扶贫中主动扮演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并未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者。地方政府给予产业发展一定的治理空间，赋权于民，以产业扶贫为载体，推动地方政府、企业与能人、当地百姓在产业扶贫中共同参与。
（1）扶贫企业选择中的社会关联考量
以往的产业扶贫规划与项目设计往往由政府负责实施，企业、能人作为产业扶贫规划与项目设计的实践者，被扶贫群体的能力建设与主体性地位以及未来的成长空间往往被搁浅。这样的产业扶贫结构一方面因产业扶贫中贫困人群缺少有组织的参与机会，从而损害扶贫资源使用的公平性及其扶贫目标的达成；另一方面，因项目规划与设计缺少本地人参与，贫困区域的地方性智慧未能转化为可资利用的组织优势，导致项目实施主体的政府与产业发展主体的企业与能人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因内源性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缺失，扶贫目标被经济目标所置换，从而导致产业发展缺少社会基础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受限。
玉龙县在扶贫产业选择与培育中，充分考量扶贫企业与贫困人群的社会关联，让产业发展与社会基础相互嵌入。扶贫企业负责人或致富能人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他们从玉龙县大山深处的贫困村落走出，与大山深处的现有贫困户共同经历过各种苦难，有较强的乡村情怀和回报家乡的愿望；
第二，能人具有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和一定的资本积累能力；(www.xing528.com)
第三，外出寻求发展机会的同时，他们依旧与村落保持着较强的社会关联，甚至依托当地土地、农特产品和社会网络关系在外发展产业；
第四，企业负责人或致富能人兼有“好人与能人”的双重特征，他们有在产业扶贫中愿意承担经营风险和带动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的良好愿望。
案例 奉科镇企业与贫困户的“共建、共融、共享”模式
奉科镇奉联村属玉龙县40个省级贫困村之一。奉科镇丽江波罗韦奔生态农庄有限公司负责人和××出生于该村，和××从小生活于此，并在该镇完成中小学阶段教育，高中阶段前往县城求学，求学期间因家庭经济较为困难，被迫辍学回家务农。2000年结婚后，因家庭支出过大选择到昆明建筑工地务工，在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人脉的环境下，利用高中学历的优势在建筑工地从事技术工作。随着资本和人脉的积累，后转向绿化、装修、水电、土方等承包工作，并于2008年成立劳务公司。在业务拓展和公司扩大后，和××先后招收200余奉联村民到公司就业；2008—2013年，春节回家的和××向所属自然寨里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500元慰问费，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放1000元的慰问费；为村里的残疾人免费建房；帮助村里成绩较好的学生完成学业。2014年，和××萌生了回村创业的想法。2015年从村民手中轻松流转230余亩土地种植软籽石榴。2017年，由奉科镇政府出面与和××协商，由政府、村委会出面协调再流转370余亩土地种植软籽石榴；由镇政府协调并邀请农业局技术人员为其公司服务；由政府组织公司负责人前往云南石榴种植基地蒙自、冰川考察、学习；由地方政府申请农业、水利、林业、基础设施等项目，加强对种植基地的帮助和支持。公司通过劳务承包、租用田地、入股分红、入园务工等方式带动贫困户434户。奉科镇软籽石榴产业选择与培育中的社会关联考量已确保贫困户户户有收入、年年有增收，企业与贫困户逐步走上“共建、共融、共享”的共同富裕模式。
玉龙县扶贫产业组织具有社会和经济嵌套的特征，加之地方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强化对贫困群体的能力提升，赋予贫困人群参与产业发展的剩余分配权及特殊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利用政府力量进一步强化了企业、能人与贫困群体之间的关联，使得产业扶贫进程中地方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得到了合理利用，彰显出合力扶贫的良好情景。
（2）产业扶贫中利益分享机制建构
从玉龙县产业扶贫的模式来看，无论是九河乡金普村组建的扶贫专业合作社的“抱团发展”、龙蟠铭记高公司代养母猪“以强带弱”、黎明黎光村建立村贷银行“互帮互助”、鲁甸太平村组建的产业合作社实现的“按劳分红”、拉市镇均良村引进公司实现的“村企联盟”一体化发展、龙蟠兴文三股水“整村流转”发展的乡村旅游、太安天红村整片规划发展的农业观光，还是大具乡甲子村群众有序参与旅游反哺集体经济，均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利益分享机制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
玉龙县产业扶贫进程中村企特殊的社会关联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社会动力，使得产业带动贫困人群增收致富在乡村情怀、特殊的人际关系作用下成为可能。以这样的产业组织为产业扶贫的载体和平台，借助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入、生产性公共服务和地域品牌的合力建构以及特殊的制度安排，推动产业兴旺发达，使得脱贫成为可能，政府、市场、社会在产业扶贫进程中的功能与角色合理分配，产业扶贫内在张力借助于社会建设整合为目标一致的动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还原到本来应有的、合理化的结构系统之中。
3.推动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和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重点突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机制和扶持小农户的政策，这是在肯定小农户生产力合理性基础上对如何克服生产弱势、市场弱势和组织弱势以及如何让小农户分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的针对性方案[7]。国家有关小农政策的出台既是对过去产业扶贫中过度依赖大资本、能人以及“空壳化”的合作社而带来的产业与扶贫双重绩效散失的反思，也是对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与管理中的特殊功能与价值重拾。它契合了我国历史特征、现实国情、农业生产的社会性与伦理性、自然约束规律、家庭生产的特殊优势。
玉龙县产业扶贫不同于过去或国内其他民族贫困县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推动产业扶贫固有模式，而是在充分考虑县域地形地貌结构、生态环境特征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从农民的意愿及能力出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小农户生产的弱势地位；借助村党支部、村委会力量突破小农户组织弱势；对公司负责人、能人、合作社领导与贫困户之间关系进行社会关联考量基础上，借助于项目刺激、荣誉授予、技术服务等方式将贫困小农户与企业捆绑为利益共同体，克服小农户的技术、资本、管理弱势；利用农超对接、校农对接、“互联网+公司+农户”以及对口帮扶的政策机遇对接国内一线城市市场、地域品牌构建等克服小农户的市场弱势；探索“多样结合、长短结合、高低结合”的产业扶贫模式降低贫困农户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综上所述，玉龙县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虽然还存在诸多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但已形成多样化的形态与路径，并呈现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理性建构的特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实现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使得扶贫绩效得以巩固和提升，为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迈小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玉龙县涌现出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地方性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政策和理论价值，为脱贫攻坚结束后各地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经验借鉴，为政策落地与政策调整提供了现实依据，为理论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载体。
【注释】
[1]访谈玉龙县鲁甸乡党委书记余永康。
[2]访谈玉龙县林业局局长李金明。
[3]访谈玉龙县林业局局长李金明。
[4]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5]贺雪峰：《治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6]孙兆霞等：《政治制度优势与贫困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叶敬忠等：《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如何有机衔接？》，《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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