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明确，本章节关于新式城中村居住空间治理问题的讨论带有未雨绸缪的色彩，居住隔离现象也不例外。但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如果不及时实施必要的政策干预，都市村庄的居住空间失衡及其可能引发的居住隔离问题将有可能全面升级并趋向固化。这一点，英国等国失败的公共住房政策尤其值得借鉴。[33]对于居住隔离问题的治理，虽然存在一定的争议[34]，多数研究者还是倾向于提倡通过推进多元混居、构建异质化社区的方式加以缓解和疏导。正如雅各布斯所言：混居模式具有“有组织的复杂性”，是健康的城市环境最为重要的条件，并将城市空间的多样性直接与设计联系，如空间功能的混合、较小尺度的街区、不同时代的建筑物以及足够密度的聚居人群等。[35]而且，一些经验研究也证明了多元混居确实有利于消解由于阶层、种族等因素带来的隔阂与矛盾，尤其有利于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空间环境。[36]
混居理念的核心价值首先是期望通过让不同收入和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或者在居住区的空间尺度上共处，形成相互补益的社区，以空间的平等争取社会平等。[37]对于被征地农民而言，混合居住可以在居住空间层面与其他社会市民群体搭建一个公共对话平台，有利于增加其与其他市民群体之间的接触与沟通机会，有益于消解误解，增加彼此的认同与理解，促进良性的社会互动，促进被征地农民社交网络由内卷式向开放式转变，同时作为参照群体引导着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的方向。再者，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度通常更高，推动多元混居的基本政策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区域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混合型社区，不同群体通过平等地共享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融合。例如，公共休闲体育设施就为群体交流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使收入和住房状况各不相同的邻里之间借此发展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促进生活方式的混合。
具体到政策导向层面，今后对于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应本着构建多元混合型社区的目标，尽可能避免目前的集中式安置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楼户层面进行混合。如果不考虑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简单地将他们混合居住在一起，反而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抵触和隔膜。比较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大混居小聚居”的插花式布局，即在较大的区域内混合规划包括被征地农民安置住房在内的各类住房，相似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空间则以小规模组团的方式配置。最终达到既有利于各群体间的接触交往，又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的效果。
对于那些已经成型的新式城中村社区，显然已经难以短期内改变其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的现状。可行的策略，是通过不断地疏导以及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必要的资金投入，使得社区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并据此吸引其他社会群体通过购买房产或租赁的方式进入定居，从而逐步提升社会结构的异质化程度。
【注释】
[1]传统城中村是指那些处于城市的连续建成区内，却仍然保留着“一户一栋”等农村居民社区基本景观特点，从而与周边城市环境形成鲜明反差的特殊社区。参见Andre Sorensen.Land Readjustment and Metropolitan Growth：An Examination of Suburban Land Development andUrban Sprawl in the TokyoMetropolitan Area. Progress in Planning，Vol.53，2000（1）：217-330.
[2]都市乡村飞地是指以拆迁改造前的北京浙江村、安徽村等为代表的，由外来经商、务工人员在城市边缘地带的自发聚集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区。参见李志刚，顾朝林.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06.
[3]都市村庄是指被城市建成区包围的，仍保留着原有部分特征的一种村庄，其居民普遍具有强烈的社区和地方认同感。而城市边缘区则是指位于城市连续建成区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居住、非农土地利用和农业腹地之间，但由于已经或者正在接受城市社会的改造和影响，因此兼具城乡两面特征的地带。参见李志刚、顾朝林.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38-239.
[4]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一城市转型期的矛后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
[5]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一城市转型期的矛后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
[6]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8.
[7]李志刚，顾朝林.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30.
[8]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一城市转型期的矛后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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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ynette H.Ong.State-Led Urbanization in China：Skyscrapers，Land Revenueand “Concentrated Villages”.The China Quarterly，Vol.217，March，2014：162-179.
[13]戴伟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4.
[14]《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土资发〔2005〕207号）。
[15]《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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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David Bell and Mark Jayne.City of quarters：urban villages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M].Aldershot and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4.pp.194.
[33]英国在二战后大规模兴建的公共住房由于社会结构日渐同质化，政府又缺乏有效的干预疏导政策，使得相当部分的公共住房社区最终沦为新的城市贫民窟。参见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Improving the Prospects of People Living in Area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n England[M].London：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2005.pp.8.
[34]例如，有研究者就认为按照混居模式安置被征地村民会产生两方面的负作用：对于政府而言，相比较集中安置居住的模式，混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的难度；对于村民而言，混居模式将会加速瓦解村落的熟人社会，有可能在新的社会网络还未能构建完成的情况下，就已经冲淡了原来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参见张晓明.混居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以D市高新区HK村为例[D].长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30-31.
[35]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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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Doan Nguyen.Evidence of the impacts of urban sprawl on social capital[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Design，Vol.37，2010（4）：6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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