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来看，伴随着邻里效应的持续发酵，如果不加以疏导，新式城中村有可能与其他城市社区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隔离，并进一步促使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的萌发。居住隔离是指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非随机分布，并且形成以某些社会特征为基础的系统性居住模式。[25]居住隔离本质上是城市社会极化的空间响应，是社会结构变迁在空间上的反馈。作为一种常见的“城市病”，由于居住隔离现象严重阻碍了阶层良性互动与融合，固化和放大了种族、贫富对立情绪，因此向来被视为西方国家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在美国，居住隔离作为种族对立的空间投影，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聚集的贫民区向来是高犯罪率和严重社会问题的代名词；在法国2005年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中，巴黎市郊的中东、北非移民聚居区等“敏感街区”“理所当然”地成为骚乱的主要策源地和重灾区；无独有偶，在2011年爆发的伦敦大骚乱中，作为此次事件策源地和最严重区域的托特纳姆大区，“恰巧”也是伦敦最大和最为集中的外来移民和公共住房聚集区。[26]
通常认为，居住隔离现象的出现要受到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方面，包括特定区域的社会结构、种族族群、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教育背景、地缘业缘等[27]；此外，城市规划、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公共住房政策等外部因素也对居住隔离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诱发作用[28]。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速，贫富和阶层分化的加剧，中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原有的以“单位大院”为代表的各阶层、群体高度混杂的共生居住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为各阶层、群体量身打造的专属社区，居住隔离现象开始逐步萌芽生长。相比较西方种族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族际居住隔离[29]，中国目前萌发的居住隔离现象则主要是受到社会分层、个体需求偏好差异（包括地域与民族聚集）、城市规划偏好、保障性住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上述差异在都市村庄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内部因素方面，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以及趋同的文化认同、教育背景、地缘关系等因素，成为诱发居住隔离的内在推力；外部因素方面，集中安置模式本身就是城市规划偏好以及地方政府市场化原则经营城市空间的必然结果，这就为村民重建村落创造了空间上的可能。特别是考虑到住房通常具有长久的使用寿命，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的居住空间格局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特定的地缘文化。都市村庄的村民由于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工作状况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共性，再加上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就使得他们在居住空间方面变得具有易识别性，易于固化为群体的空间身份标签。长期来看，这种标签化的排斥机制，将有可能导致这一群体偏离主流社会价值观，从标签化走向整体的边缘化。
此外，邻里效应与居住隔离之间存在着的相互诱导和强化作用[30]，则进一步增加了都市村庄萌发居住隔离现象的可能性：在邻里效应的作用下，特别是伴随着污名化倾向的显露，都市村庄与周边社区的差异性被不断放大，从而成为诱发居住隔离的重要外在推力；另一方面，居住隔离的萌发则会进一步加剧邻里效应的影响作用，强化村民的群体认同意识，固化其群体“亚文化”和认同意识。(www.xing528.com)
图9-1 都市村庄邻里效应的发酵与居住隔离的萌发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国外都市村庄研究的较大影响，新式城中村一度被部分学者称之为中国的都市乡村。[31]从居住空间来看，两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为“社会孤岛”（social isolation），但也存在着一些实质性的差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居住隔离模式，即主动隔离与被动隔离。都市乡村本质上属于逆城镇化的产物，多是由一些特殊社会群体为了某些共同的爱好或嗜好，而自发组建起来的特殊社区，如同性恋社区、种族聚集区、作为艺术家聚集区的创意产业园区，乃至“红灯区”，大致属于自我主动隔离。[32]与西方国家都市乡村的自我隔离不同，新式城中村正在萌发的居住隔离现象，则明显属于被动隔离：一方面，新式城中村本身就是是城市规划偏好及相关土地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相比较都市乡村的逆城镇化，新式城中村还处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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