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位于江苏省镇江以东,杭州湾以北,通扬运河以南,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以及邻近海域,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区域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也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共有直辖市1座、副省级城市3座、地级市11座、县级市67座、建制镇1479个,面积约占20.16万平方千米,人口数量约1亿,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力争将长三角城市群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我国的城市群建设提供典范。
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加之发达的水系、丰饶的土地、适宜的气候等优越的地理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城市群,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自明代以来就已发展成为沿海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开放等种种因素,长三角城市群开始了在分化重组基础上的新的发展阶段,上海作为全国“第一龙头”地位的显现,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至今,整个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呈横“W”型,上海位于两个“V”的交汇处,江苏的城市位于北翼,浙江的城市位于南翼,北翼的城市多于南翼。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分布比较合理,城镇分布密集、距离较近,达到了国内少有的城市群发展的较高水平阶段呈现出“郊区连郊区”的形式。
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跨江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结构已基本形成,“同城效应”日趋凸显,加速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步伐。这种一体化并非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而是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综合性要素的全面一体化发展,是各区域在经济、金融、旅游、科技、文化、信息等多项领域的广泛合作,是在采取种种措施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统一大市场发展基础上实现区域信息资源共享、构建人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优化配置。
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的产业积累和城市群内部能量的积聚。尽管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与世界著名城市群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去追赶和弥补。第一,区域发展协调性不足。由于整体规划一直没有出台,加之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遗留、现有的协作机制权威性和执行力度不够,长三角不同城市之间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严重,种种乱象阻碍了该地区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合作,抑制了该区域经济潜力的发挥。反观当今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基本都有着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如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的“五湖联盟”,每年聚会一次,就产业竞争、污染治理、气候应对等重大问题协调各方利益,确保实现共赢。第二,产业趋同、同质竞争的问题严重。由于内部自然禀赋类似,加之地方之间分工不明确,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趋向于选择类似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大量的重复建设不仅降低了该地区整体经济效益的发挥,更导致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浪费。据不完全统计,在长三角16城市中选择电子信息业为产业发展重点的有12个城市,选择汽车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的有9个,选择建立国家级动漫基地的有11个。而如世界级城市群大东京地区,港口分工明确、各展所长,千叶为原料输入港,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粗放型经济仍占有较大比重,各城市经济增长仍基本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生态环境脆弱、水体污染、土壤破坏和固体废弃物堆积等问题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潜力,阻碍了其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步伐。第四,城市文化的失落和个性的丧失。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经过二十多年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长三角许多城市原有的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的已经遭到灭顶之灾,有的受到严重摧残,已经变得越来越雷同,许多城市大片历史建筑群和反映城市文化的历史街区被脱胎换骨或荡然无存,城市的气质和风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建设。首先,加快副中心城市的培育。一个成熟的城市群在中心城市下,往往还有若干个副中心城市,共同带动城市群发展。在长三角地区,虽然比之上海现实基础稍差,但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副中心城市条件也较为优越,“如苏北、浙西,这些地区将是长三角未来的新经济增长极”[19],提升其在各自范围内的集聚、辐射能力,确定城市功能特色,促进该区域内城市功能的互相衔接。其次,明确城市定位,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完善的产业结构。未来的长三角城市群,应该以那些具备强大知识吸收能力、学习能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基础,向一个多样性、综合性的整体发展。不同城市依据自己现实条件,打造一个特色鲜明、有序分工、运转协调、互补互利的经济体系,就像欧盟中德国主攻制造业,法国重点发展红酒、香水生产,意大利的皮鞋、服装蜚声国际一样。再次,建立规范有效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性的协调力量,通过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扩展地区合作秩序,深化区域分工体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引导与推动,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形成多边协调关系,形成区域内整体性行动,实现各地区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消除区域合作中的各种行政性保障和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以保证区域合作的有序化。最后,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与众不同的城市个性。一个城市只有不可替代,才不会在整个体系中失去自己的位置。提高城市的竞争力,除了依靠经济发展的硬实力之外,文化的软实力更为重要。城市个性是现代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的一项核心竞争力,城市的个性如果发展到极致,就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www.xing528.com)
与其他地区一样,长三角地区在突飞猛进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也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典型,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尤以江苏省的城镇化历程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城镇化进入了稳定发展、持续推进的阶段。以苏锡常为前沿阵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分工分业和城乡工业的互动发展,另一方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实现了非农化转变,“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由此而来。两者直接带动了江苏省小城镇建设的热潮,形成了“小城镇,大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逐步提升,并催化了县域经济相继崛起和一批新兴城市的成长。但是囿于传统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彼时江苏省小城镇建设的“小散乱”,县(市)各谋发展、各行其是的无序化、分割化局面,也为苏锡常三个市区带来“围城之困”的不良效应,对这一阶段中心城市的成长和壮大产生了很多负面作用,进而影响到苏南城镇化的整体健康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发区热潮的兴起不仅成为江苏省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成为城市拓展的新城区。这期间通过深化改革思路,江苏省调整原来过于分散和密集的乡镇,集中发展主城区和中心镇,并大力推进一批中小城市扩容发展为大中城市,进一步推动了江苏省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对城乡关系和发展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和突破城乡分治制度创新,江苏省将城市化战略确立为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决定在促进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以组建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到2005年,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45%以上。2001年,《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南京、徐州、苏锡常三个都市圈和五条城镇聚合轴的城镇空间组织,全省开始进入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都市圈为主导,以城市现代化为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新阶段。[20]截至2005年末,江苏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0.5%,成为江苏省初步进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标志和起点。
“十一五”以来,江苏省走出了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推进区域城镇体系和城市群体整合建设的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它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县域经济为阵地,积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力求跨越城乡分割,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江苏省初步形成基本健全的城镇体系结构和“三圈五轴”(南京、苏锡常、徐州三大都市圈和徐连、宁通、沪宁、新宜、连通五个城市聚合轴)城镇空间结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良好发展,新兴中小城市迅速成长,大量具有相应功能作用的小城镇也始终有着各自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截止到2009年底,江苏省有特大城市7个,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23个,小城市26个,小城镇838个,全省基本上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和城市群体整合建设的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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