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东临太平洋，西北与中国、俄罗斯相望，国土面积狭窄，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总体而言，日本城市化是一种人口从农村及小城镇地区向太平洋沿岸城市移动的过程，体现出集中发展大城市的显著特征，展现出人口和城市分布的双重且高度集中性。就人口分布而言，全国近一半人口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中心，这三大都市圈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4.4%，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以上；就城市而言，日本的十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而且七个分布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9]具体来说，日本3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比重一直较高，而且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目前其城市数量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9.5%，但集中了全部城市人口的50%。10万人口以上，30万人口以下的中间层城市，城市数量比重和人口数量比重变化基本稳定，目前，其城市数量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24.1%，集中了全部城市人口的26.4%。数量最多的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总体上看，其城市数量比重和人口比重均呈下降态势，目前占到全部城市数量的66.6%，但人口只占到23.8%。[10]
日本与中国有着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氛围、农业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方面，使得两国不仅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具有相通之处，在实践上也具有可借鉴之处。日本城市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而逐步演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1975年即达到了78.6%，快速顺利地完成了城市化转型，且没有留下其他国家中常见的城市贫民窟等后遗症，因此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11]。日本城市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准备阶段（1868—1920年）。明治维新前，日本是一个农业国。1868年，日本第一产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87.9%，第二产业只占4.1%。当时，全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城市。第二阶段为初始城市化阶段（1920—195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劳动力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人口和经济向城市区域集中。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由1920年的18%上升到1940年的35%。之后，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大量劳动力被安排在农村，这种特殊国情使城市化速度减慢，延长了初始城市化的时间。到1950年，日本城市化率仅为37%。第三阶段为加速城市化阶段（1950—1977年）。1950—1977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从37%上升到76%，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8年间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平均每年增长13.6%。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即平均每年转移42.9万人，年均转移递增率为3.6%。这有力地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第四阶段为稳定（成熟）城市化阶段（1977年以后）。由于城市人口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城市化速度缓慢。1996年城市化水平为78%，仅比20年前高出2个百分点，并且在这一阶段，很多居民开始从三大都市区向外迁移。[12]至2011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已达到91.3%，远远超过了东亚地区55.6%的平均水平。
与美国、英国等内生型城市化道路不同，日本的城市化注重同时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走的是内生与外生相结合的混合型城市化道路。客观来说，战后日本城市化的直接支撑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西方国家同样的工业化过程，这种“压缩型”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经济活动主体在空间上的压缩。同时，通过自主研发和国外引进，此段时期日本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制造技术、通信技术、交通技术等的进步，直接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除此之外，彼时有利的国际形势也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城市化的势头，对其起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如有利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外资的充分利用、技术的引进等。
由于特有的国情和环境，日本城镇化发展中一直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中小城镇及农村地区人口过疏，三是旧区改造[13]。在解决这三大难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扩大来看，在日本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与欧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在某个阶段日本政府对城镇化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前提是这种作用建立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并没有破坏市场的基本规律。
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扩大公共资源投资，在城镇建设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出现的“过疏化”现象，日本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到十年时间即使得全国村镇基础设施水平基本和城市持平。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入驻，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在人口逐渐增加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加速了日本城镇现代化的发展进程。(www.xing528.com)
其次，为保证城市化的顺利进行，日本政府根据各地城镇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为城镇设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重视把小城镇的发展纳入大中小城市发展之中，通过事前进行详细的发展规划缓解大都市圈的过度集聚所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注意城乡的协调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政府先后五次制订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61—1968年、1969—1976年、1977—1986年、1987—1997年、1998年至今）和一系列法规，并编制三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协调大都市圈和其他地区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的发展问题，将极端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的潜在影响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在城镇化进程中日本政府还制定和颁布了大量与土地开发和城镇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按照实际建设情况定期修改已有的法律法规，将城镇建设的进程法制化。对法制的极度重视一方面使日本把小城镇发展纳入全国整体发展规划之中，使各类主体的发展有章可循、协调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适时修改，充分发挥了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和限制的双重功能，以适应现阶段城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确保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地完成，以保证城镇化发展的稳步推进。
最后，建立并不断完善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适应工业化、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日本政府适时调整制度政策，最大限度维护各个阶层国民的不同需求。农业和农民方面，日本政府采取合理措施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通过提高农地利用效率，以及对农产品实行限产，适度保护农产品价格，使农业收入超过国内平均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致力于发展各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保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建立各个层级的农业生产协同合作组织，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对农业保险提供补贴（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接受共济联合会的再保险，以及负担县以上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共济组合的部分费用。[14]社会保障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就致力于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同步实施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障从职业型向普遍型转变，基本上建立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体制，实现了由土地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渐进转变。[15]住房方面，虽然城市化过程中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和人口向中心城市地区的高度集中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城市住房安置压力，但日本政府通过严密的税收制度和金融信贷倾斜政策等经济手段全力遏制投资需求，力求做到房价、地价的上升主要以基本住宅需求扩大为主要推动力[16]，较好地调控了楼市，使房价一直处在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基本消化了大量集中进城的外来人口，保障了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健康开展，并通过大量修建福利院、开展“银发安居工程”等措施，较好地应对了人口老龄化危机。
总体来看，日本在战后经过高度经济成长阶段，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持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同步发展，大城市优先获得发展，地方小城市充分发挥综合功能，大力发展城乡交流和旅游农业[17]，并长期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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