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模式：探索中国新型城市群的发展之路

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早由广东省政府在1994年确立，最初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江门7个城市及惠州、清远、肇庆三市的一部分组成。后来，“珠三角”范围调整扩大为由珠江沿岸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珠三角”或“小珠三角”。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机遇，尤其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不断推进，虽然土地面积仅占广东全省的23.1%和全国的0.43%，常住人口仅占广东省的46.4%和全国的3.28%，但其经济总量在2006年就已占广东省的81.73%和全国的10.3%，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6.7%，高出全国5.6个百分点。与经济奇迹相对应的是珠三角城镇化的奇迹。2006年，珠三角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6.26%，增长到了79.6%，远远高出全国城镇化率35.7个百分点。到2006年底，珠三角外来人口数达到了约2400万人，建制镇数量346个，人口密度达到1039人/千米2，成为我国城镇密度最大、经济要素聚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40]

正是由于其发展道路的长期性、地域的广泛性和成绩的显著性，相比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的缩影，某种程度上更代表了我国城镇化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某种趋势，它的成功背后也就存在着多重因素，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首先，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一样，珠江三角洲模式重视发展乡村集体经济、集体经营，支持和鼓励组办、联户办和个体“五个轮子”一齐转，坚持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客观上带动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提高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从而扩大了城镇的生产和服务业市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起点，而且由于其外向化、市场化的特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在其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其次，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是珠江三角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助推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珠江三角洲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农业的快速增长、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大量贸工型乡镇企业，它们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等种种措施，加速了本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仅就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而言，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的年递增率最高的就是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贸出口总额，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创造外汇的主要区域。外资企业在珠三角的投资建厂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不同形式转移到城镇务工和外来人口迁入。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为标志的丰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仅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成为其城镇化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41]

以上发展模式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和缩影，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地区依据自身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高潮。它们与以上典型模式一起构成了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强大动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42]，为优化经济结构、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福利提供了坚实基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

城镇化的发展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效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已经明确了城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地位，指出“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在农村，推进城镇化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城镇化，通过在此过程中使“机械化能大大减少土地的耕作劳动力，改变9 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共享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同时，农业机械化有利于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缩小城乡、工农差距，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43]从而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城镇化的发展为我国“三农”问题提供了根本的解决方法。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实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其中存在的诸多困难和矛盾。截止到2011年年末，我国仍有近半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以致无法形成规模经营，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极低，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差异较大。除此之外，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自然界的破坏和人为的无序开发，我国的耕地面积也呈现出逐年锐减的趋势，人地关系严重失衡，生态系统持续恶化，也成为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针对这些情况，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传统思维，要通过实现工农、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解决。“无论是现代化的近期目标还是远期目标的实现，最后都取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能否改变。”^[44]在此基础上，只有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突破口，才能继续推进农村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和集中，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劳动收入，缓解直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别日益加剧这一深层次矛盾。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1999年8月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数据表明，70.3%的农民工都给家里汇款，其中，汇款在2500元以上的，占到汇款总人数的36.5%，而平均每个农民工寄回带回的钱数是2576元。外出打工人员的汇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缩短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提供了基础。除此之外，通过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使更多的耕地资源恢复自然状态，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生态高效农业，为进一步化解“三农”问题提供了广阔基础和有利条件。

城镇化的发展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是我国经济体系持续完善的内在动力和保障，其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全面的，既有在数量上如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有质量上如农民素质的提升、城乡利益格局的改变等。首先，城镇化保证了我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的长期滞后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从而造成工业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工业水平的提升和优化，成为限制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能够把农民从生产效益相对较低的传统农业向比较效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以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强化他们的消费能力。除此之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通过把农民从单一产业的农村向非农产业的城镇集中来影响和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转变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其消费结构。凡此种种，都是从根本上将农民从低收入、低消费、低档次的消费集团向高收入、高消费、高档次的消费集团转变的坚实基础，是扩大我国工业市场有效需求进而保持工业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关键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经济中的技术升级、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增加了城镇化的内容，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以推进城镇经济发展为取向，并根据城镇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展开。^[45]城镇化由此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动力。

其次，城镇化的发展是我国第三产业服务经济发展和发达的必由之路。就世界范围而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基本达到50%，而我国现阶段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仅为47.8%^[46]，虽然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增长，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固然存在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存在较大的差距。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完善，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我国的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其更与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与发展有着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没有城镇化，没有劳动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镇集中，就不可能有服务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另一方面，以服务经济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是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最终归宿。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0年美国农业减少了450万人，总就业人口增加了3800万余人，其中工业只吸纳了1100万人，剩余约2700万劳动力大都为服务经济所吸纳。^[47]除此之外，与工业部门受经济形势影响较大以致就业不稳定、非均衡态势相比，服务业由于生产与消费同步的不可分性，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比较稳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所以，大力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不仅是消化、吸纳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是加速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集中的最佳路径，为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为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场所和市场空间。因此，城镇化的快速稳妥推进，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优化我国经济体系的根本出路。

最后，城镇化发展是全面培育知识经济的基础和前提。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进步，围绕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知识、经济对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换言之，与以人力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为标志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人类已经进入建立在知识创新、生产、流通、分配和应用为基础和标志的经济时代。与农村中高等人才、专业研究机构和资金的缺乏相比，城镇由于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以及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和较多的资金来源等优势，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诸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人力资源的投入和挖掘等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任务。换言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城镇化的日益推进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空间和场所，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环节。不仅如此，加快城镇化发展更直接促成了农民素质的提高，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人力资源基础。城镇化把农民直接转化成市民，不但使他们由原来的分散耕作方式转变为集中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他们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市场经济意识进一步提高，提高了他们的技术素质、思想素质、管理素质、文化素质，为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人力资源基础。

【注释】

[1]Redfield R.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5.

[2]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4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行政区划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128-131.

[4]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4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4-1439.

[6]高寿仙.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反思[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3）.

[7]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43.

[8]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373.

[9]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72-173.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行政区划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228.

[11]赵惠云.中国城市形成与发展[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36.

[12]顾朝林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4.

[13]武力.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14]刘国新.中国特色城镇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26.

[15]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http：//www.cin.gov.cn/gcwzcfb/200611/t20061101_4410.htm.

[16]李秉仁.关于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回顾与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02（3）.

[1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3.

[18]周毅.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与演变[J].城市问题，2009（11）.

[19]段学慧，侯为波.不能照搬“诺瑟姆曲线”来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4）.

[20]曹培慎，袁海.城市化动力机制：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生态经济，2007（1）.(www.xing528.com)

[21]辜胜阻，易善策，李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4-1439.

[23]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5.

[2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乡农贸市场建设的报告的通知.

[25]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6]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1998-10-19.

[2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6.

[2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9]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30]祈金立.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223.

[31]赵惠云.中国城市形成与发展[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7-95.

[32]赵春淦.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3：176.

[33]辜胜阻，刘传江.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J].人口研究，1996（3）.

[34]冯尚春，周振.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4）.

[35]冯尚春，周振.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4）.

[36]卜志强.小城镇发展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2.

[37]王本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11：34.

[38]周海乐.城镇化与小康社会[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28.

[39]周海乐.苏锡常发展报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327-330.

[40]许学强，李郇.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地理.2009（1）.

[41]许学强，李郇.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地理.2009（1）.

[42]李克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N].2012-11-21.

[43]张宝文.在新的起点上扎实推进农村机械化[J].求是，2008（11）.

[44]申建军.首都社会和谐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08.

[45]王国刚.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N].经济参考报，2011（8）.

[46]一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首超制造业.http：//news.hexun.com/2013-05-19/154275128.html，2013年5月19日.

[47]黄亚钧.知识经济论[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