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文化的核心简述

在当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浙商与浙江经济发展都已经蔚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面对浙江经济与浙商发展的盛况局势，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①以浙商为最核心推动力的当代浙江经济发展之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何在？②这种文化因素是否已经确立了某种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以及可能的持续性？③以浙商为最核心推动力的当代浙江经济发展中是否内蕴了某种既具地域特色又具普适意义的实践机制？④从文化交流的维度看，作为当代中国世界化最前潮的地域性商帮，浙商走向世界所代表的只是浙学的文化力量吗？我们既要在浙商研究中探寻浙商及其发展与浙学、浙江文化的内在关联，彰显文化之于经济发展、商帮发展的意义建构进路；又要在浙江经济不断开放、浙商全面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阐明新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4］

浙学传统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浙江的地域局限，局限于狭隘的浙江地域是无法得其内在真谛的。而其精神奠基于浙学传统的浙商传统所秉承的其实是中华传统的伦理精神与道德传统。其核心要旨在于：

第一，以义和利的义利观。人们对永嘉事功学说的认识大多基于朱熹的批判而失之于偏颇，把永嘉事功解读为一种狭隘追求功利的效果主义。然而，一方面，作为一种学术趣向与实践追求，永嘉学术的功利主义始于薛季宣。在此之前，自周行己而至郑伯熊，永嘉学派关于义利观的基本立场从来都不违于儒家传统的义利观。需要强调的是，事功追求其实原本就是儒家本色，孔子就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子贡曾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至伊川洛学时代，二程则尤为强调“义为利之和”，指出义和利并没有绝对的分别，实在是同一样东西，即所谓的“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另一方面，薛季宣之后，永嘉学术虽然确立事功趣向，但其事功并非以个体功利为目标，并非是道学家所批判的那样是“坐在利欲的胶漆盆中”。永嘉功利所强调的其实是国家民族的社会公利而非私利。在叶适的思想中，“以义和利”所表达的则是“明大义，求公心，图大事，立定论”的“公利主义”精神。

第二，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要旨，从其学术发展的角度看，阳明心学承象山心学，又融汇了两宋时期中国学术的激荡情怀，它所代表的其实是浙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之前的最高理论成就。作为浙学发展的最重要内容，阳明心学早已内化为浙江精神、浙商传统的文化基因。其知行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反对把知与行截然二分化。故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知行与道德是高度一致的，在四句教中就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故此，其知行观内蕴了深刻道德追求。正是这种以知善为善行为取向成就了浙商的儒商向度。(www.xing528.com)

第三，开放包容。浙学之谓，始于朱熹。朱熹以道统自居，指摘永嘉邪辟。鉴于朱熹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其论一立，应者无数。故此后世于永嘉之学多有偏见。然而，永嘉学术其实承二程学脉，也是两宋之后二程学脉真正成大气象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两宋以来，浙学绝非只意味着狭隘的地域性文化发展：永嘉学派、金华的婺学代表了儒家文化在浙江的传承与发展；象山心学虽盛于赣，但象山之后心学的最盛况发展却仍在浙江，先有甬上心学承象山衣钵，后有阳明心学气象大成。朱氏闽学源于盛于福建，但朱熹之后，闽学在黄榦之后便转向浙江，黄震是闽学在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也是闽学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由是不难看出，浙学发展完美地体现了创新与融汇乃是成就学术气象的根本。在浙学激荡成长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浙江精神、浙商传统也因此而最富于包容与开放的精神。

义利相和，知行合一，创新融汇才是成就新时期“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等浙商精神的最深层文化内蕴，而浙商世界化及随之而来的浙商传统、浙江精神的世界化，实质上也表征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文化景象。［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未来的世界看中国，未来的中国看浙江。这既表明了总书记对浙学传统、浙商精神的全面了解，也充分彰显了总书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