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文化的演变历程

文化，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创造的人文成果。文化是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成为人本身的外在表现。就中国哲学精神而言，人与文化是体与用的关系、意与象的关系，也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文化在被人们创造出来并成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共同智慧时，它就恒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一记忆是作为一种社会潜意识或显意识，而在历史之中表现出来的。

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也不仅仅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它是一种流动于当下的现实的活水。这一活水，带有历史的人文基因，它能够在一个现实机缘下将历史的人文涵养与当下的创造智慧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活力与成果。浙江文化对于浙江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和促进，是历史的河流在当下的历史机遇下形成的灿烂而多彩的回旋。历史的流与当下的岩共同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迅速崛起，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硕的精神财富——“浙商文化”。浙商文化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是浙商发展壮大和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然而面临新形势下的压力和挑战，如何继承发扬和培育优化浙商文化，推动浙商和浙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研究。［6］

作为近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明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的真理性命题，即“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缺少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马克斯·韦伯的这一命题告诉我们，当代浙江经济发展必定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的，毫无疑问，浙学传统才是浙商文化、浙江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4］(www.xing528.com)

浙学传统的历史演绎告诉我们，区别于其他地域性文化的是，浙学所代表的其实是儒家道统的继承与创新，无论是其学术要旨还是实践精神，浙学传统都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众所周知，宋朝之前，两浙路尚少有在文化史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但自北宋以来，两浙之地却迅速发展出了浙东学术，并成为近代中国启蒙的最前沿阵地；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时期，浙江人民则一直是中国力量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当代浙商与浙江经济的发展更是彰显了浙学传统是如何成其为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要素。

浙学的发展最早始于永嘉之地，即今天的温州。［1］当王开祖在永嘉之地设帐授徒的时候，二程所创之洛学尚未兴起；王开祖开永嘉学术的先河，其后，方有永丰太学九先生等人纷纷北上访学，其人多师从二程，成为洛学的传人。这些人虽然并不像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等人是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但是，他们在问道洛学之后又或早或晚地回到永嘉之地，在“乡野”开馆授课，设帐布道，成为洛学的重要传人。虽然他们自身在思想史的影响有限，但他们的教学活动既为永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后进，也引领了永嘉之地的学术趣向，并因此成就了永嘉学派。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九先生中的周行己就多被视为永嘉学派的创始人。不难看出，九先生的学问多出自程门。九先生之后，永嘉学术曾一度衰微，但郑伯熊、薛季宣等人及时起而复振永嘉学术。需要强调的是，郑伯熊复振永嘉学术是从版刻程氏书籍开始的，而且，从师承关系看，郑伯熊、薛季宣，包括后来的陈傅良、叶适等人都学出儒学一脉。故全祖望说：“永嘉自九先生之后，伊洛学统在焉，其人才极盛。”与永嘉学派鼎足为三的朱子学、象山心学分别代表了儒学与道学、释家的融合发展，其后学的鼎盛也都集中在浙江之地、而不是其学术源头的闽赣二省，三派学术的融汇成就了明清时期浙东史学的空前盛况，也成就了浙学传统独特的文化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