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浙商曾这样自豪地说：“如今到欧美旅游，你不会说英语没关系，能说温州话说不定比英语还管用。”他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地反映了浙江人对世界市场的开发程度——而这一切成功足迹的背后，浸透了浙江商人不怕吃苦的辛勤汗水。
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从它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就到了“寺庙街”。这条优雅而不失张扬的小街，正是温州商人在巴黎最早的据点。现任华侨华人协会主席的林加者，就是第一个把围巾店开上这条街的人。说起20多年前的“寺庙街”，有着中法混血血统的林加者笑笑说：“那时还完全是犹太人的地盘，我们只能捡人家扔掉的布头。”然而，与百年前初闯法国的浙江青田人、贩卖纸花的湖北天门人不同，20世纪70年代初到来的这位林家第二代人，却幸运地看到了比以往任何赴法‘谋生’的移民都有利的形势：中法经贸关系的加强，浙江沿海新一代商人的增多。
有着商界老大身份的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因为他们第一次面对做工不要命的温州人。温州人的苦干不唯什么主义和理论，练的是滴水穿石的功夫，这是任何商业字典里都找不到的路数。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人，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而今天，这条街已经名正言顺地归温州人管辖，犹太人选择了退出。占领区并没结束，“寺庙街”再往东，温州人的商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特别是近几年，这种神速扩张竟可制造一夜暴富的机会。
除此以外，环巴黎市郊一个大圆的范围内，还分布着上千家温州餐馆。如今巴黎夜色里，商场的硝烟弥散之处，开着奔驰长龙、从容周旋于生意场和高档消费地的温州新贵们，俨然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他们住郊外的法式别墅、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穿名牌服饰，挤出时间度一次奢侈的假期；他们早点仍然喝豆浆，仍然喜欢群聚并奔忙，却早已不是街头身无分文、四顾茫然的亚洲苦工，而是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乃至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www.xing528.com)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浙商在异国他乡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去欧洲的中国人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是温州人如此成功？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他们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初来法国的温州人，身份各异：工人、会计、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商人。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规模不大，经营状况良好。温州人承认自己不比犹太人聪明，也没有与人家匹敌的经商史。但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人群，却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整条街上的犹太人，挤进了巴黎商业场。
在所有的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随后，家庭作坊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使温州店的起步非常平稳。一位温州商人一家人开始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20平方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与其他法国人或犹太人不同，他们不会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加上孩子来完成。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温州人的到来都是滚雪球似的，生意不断扩大，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他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元，温州人卖12元。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让他们的市场很快光亮起来。
做了一辈子生意的温州人其实很有自知之明。他们被说成“中国犹太人”，在生意场上也的确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态势，但他们知道，目前国内产品市场的强大支撑才是他们如此霸气的真正原因，而超常的埋头苦干精神让他们得以在竞争中胜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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