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地区的移民历史探究

浙南地区多山陵，与浙北大平原相比，浙南只有一些零星的小平原，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自然条件恶劣，且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地理环境的恶劣造就了当地民众塑造出一种要“走出去”的决心，虽然地理环境不适用于解释一切人类历史发展，但在理解浙南跨国移民历史传统方面，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谈到浙南跨国移民，乃至近代中国跨国移民潮的兴起，通常要追溯到“青田石”输出的历史，这也与浙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浙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青田地区出产一种特色矿产叶腊石，其中尤以山口叶蜡石矿规模最大，并且是世界闻名的大型叶蜡石矿床。山口叶腊石是一种质地优良的工艺雕刻石料，因地得名而有“青田石”之称。青田石的开采和使用，有着悠久的传统。光绪《青田县志》载：“枫（封）门洞，岩穴深广，可容百余人。”作为浙南地区海外移民最早、规模最大的青田人，正是得益于青田山口叶腊石矿的开发利用和大量外销。

一般认为，浙南地区移民群体的产生肇始于青田县，而青田跨国移民的风行就是受出洋“贩卖青田石致富”传说的影响。青田人具体是何时开始移民海外以贩卖青田石为生，已难考证。据民国二十四年英文版《中国年鉴》所载：“在17、18世纪年间，就有少数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大陆从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清道光末期（1842年左右），即有青田方山乡人到俄国的圣彼得堡、明斯克贩卖石雕。同治三年（1864），青田方山乡邵山村杨灿勋绕道好望角到英国经销石雕。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有关青田人携“青田石”出国谋生的记录。

显然，青田人携“青田石”出国谋生并非偶然现象，青田石与浙南跨国移民之间当有密切关系。1927年9月，陈里特先生曾在莫斯科就此做过调查。一位早期靠贩卖青田石辗转赴欧的青田老华侨陈元丰向他口述了其亲身经历：“……我们3人从马赛到了巴黎，还到了瑞士，3年一共赚了不少钱。回国后，家乡都听到了这个消息，许多人都照着我们的办法去做。这样青田人去欧洲经商的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青田人在欧洲的达三万几千人。”

从青田地区发端的携石出洋贩卖的风气，后来影响到邻近的温州地区，尤其是直接与青田毗邻的文成县。据文献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东头乡黄河村胡国恒，随其青田县汤乡山炮村舅父，先从上海渡洋赴西欧贩卖石雕，再从欧洲辗转至南美洲，并在阿根廷侨居了10多年。携石出洋贩卖的风气也进一步辐射影响了文成县的玉壶，瑞安县的丽岙、白门、桂峰，永嘉县的瓯北等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成县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形成了出洋热潮。可见，浙南早期移民潮正是围绕着青田县为中心辐射展开，青田人携石出洋谋生获利的传闻对其周边地区起到了推动作用。［1］

早期青田移民潮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7年，北京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大批劳工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当时，青田县政府开始招募工作，凡是报名的人都会被录取，共招募到2000多人，战后大多定居欧洲，其中在法国就有1000多人。这2000多名青田赴欧洲华工是一次出国的最大批量，使海外青田华侨人数急剧增大。早期陆续赴欧洲行销青田石的商人与“一战”赴欧华工为青田人早期移民潮奠定了基础。继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青田人赴欧洲移民潮，约有2.5万名青田华侨在这个时期生活在欧洲。青田华侨集中欧洲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青田方山乡龙现村、阜成乡周宅村，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大批人被带到海外，成为著名的华侨村。这与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念有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青田移民往往是亲带亲、故帮故，一个人出国了，全家相继移民海外；一个家庭出国后，又以同胞、同宗和联姻关系，将另一个家庭成员进而整个家族带出国，形成了这个地区特有的移民网络，推动了移民潮的发展。(www.xing528.com)

青田早期移民依靠冒险精神为后续的移民打下了基础，家乡的潜在移民在移民的帮助下陆续迁移，逐渐编织移民网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田的移民网络经历了几近断裂、逐渐恢复和重新活跃的不同阶段。其间，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青田人的国际移民也经历了从低潮到逐渐兴起、迅速高涨的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出境管理规定，从法律上将出国的合法途径限制到最小。这一时期，无论是移居海外，还是回乡探亲，都出现人数少、规模小的现象，华侨与侨乡的联络几乎隔绝。这段时期，青田的移民网络几近断裂，但是青田移民海外的涓涓细流并没有完全停止。“二战“后，欧洲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随之好转，有利于华侨创业发展，早期移居欧洲的老华侨在艰辛创业中发展，已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但他们的事业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急需亲人继承、发展产业，但是却难以从位于中国大陆的家乡“带人出来”。老移民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从家乡带来至亲，如荷兰的青田华侨以拥戴社会主义祖国者居多。因此，返乡时他们即以“爱国华侨”的身份，争取家乡父母官对其身份认可，进而提出“父子团聚”“事业发展需要帮手以便日后更好支持家乡建设”等合情合理的要求，使家乡有关部门对其网开一面。但是，随着出国审批制度的日益严格，侨乡出国一度比其他地区更难。从1950—1959年，全县批准出国152人，1960—1965年，全县正式批准出国124人，1966—1976年，批准出国91人。^[1]

随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欧各国相继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西欧的老华侨纷纷以“家庭团聚”为由，向所在国政府申请自己在中国家庭的亲人移民入境。老华侨与家乡恢复了联系和互动，家乡人如果想出国谋生，必然会找到同乡或同宗族在海外已立足的兄弟帮忙，而后者也认为有义务为对方提供从移居到谋生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后较早从侨乡出国者，几乎都在国外有“十分过硬”的亲缘关系，他们抵达移居地后都有人接待，有人帮忙安排食宿并直接提供或帮忙寻找工作机会，新来乍到者往往很快就可以进入打工赚钱的新生活。而新移民传回的信息，更令圈外人羡慕不已，在移民网络外的人就会绞尽脑汁进入这个圈子，由于“侨眷”在获得出国护照及出入境签证上都占有优势，因此，在青田就出现了有亲靠亲、无亲“找”亲的风气。于是，人们通过传统的子女联姻、儿女过继“建立”起人为的亲缘纽带。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入境政策放宽，青田人移民网络重新活跃并走向成熟，出国人数激增，形成了青田移民海外的新高潮，并延续至今。据青田县2015年调查结果表明，青田县共有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等329296人，其中华侨279646人，华人48262人，港澳同胞839人，其他涉侨人员549人，华侨占总人数的84.92%，分布在世界上121个国家（地区）；另外，青田县侨联对温州市青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杭州市青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以及丽水、上海、北京等地的青田华侨做大致统计，发现有5.4万名青田籍华侨以这些国内城市为主要联系地，他们在国外参加的仍是青田同乡会，并一直自称为青田华侨，但是在青田本地已无法具体统计在内；再加上调查存在的漏报率，在国外的青田华侨二、三代和整个家族以及旁系全部移民国外而无法调查的对象，所有这些人全部计算在内的话，青田县估计共有在外华侨22.2万人。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出国的青田人为目前国外青田人的主体，新移民大都是与移入国老移民有某些联系的人，利用先辈在欧洲业已奠定的移民网络基础，以连锁迁移为途径，通过“家庭团聚”“继承财产”“餐馆劳工”等方式，大量移民海外。潜在移民与早期移民的联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跨国移民网络，中国人的亲缘关系与宗亲观念是维系网络的纽带，社会网络在提供移民信息、就业机会、创业商机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有网络会促成新网络的产生，而迁移本身也不断促进社会网络的延伸，这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任何涉及移民的社会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内的信息圈，就会迅速传播。每一个已经出国的乡人都可能是新移民链的起点，由此如滚雪球般引带出一批后续的移民。这样的现象很普遍，以“郑氏家族侨谱”中郑氏家族的连锁移民为例。1936年，郑氏家族的第一代郑严银先生，率次子和侄儿赴法国谋生，靠沿街叫卖糊口，生活极度困苦。历经几代人60年漫长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事业上获得发展，具有一定的财力，家族出国人数也大为增多，如今已多达153人。移民网络的扩大，为青田人在海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空间，这也是青田移民潮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2］

在中国，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体现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如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等，目前在中国随处可见和亲属、朋友或同乡外出的人。可见，侨乡移民的形成是以已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具体有两个特点：其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存在并天然形成的；其二，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功利性的，但是在移民过程中进行了工具性的使用，诸如血缘关系的利用、姻缘亲属关系的利用、同乡与同学关系的利用等。家族宗族、亲属关系、邻里等社会关系构成了侨乡移民的基础，家庭单位是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和家庭都是家庭单位的代表元素，家庭单位是支持单位，有着自己的结构特征，即移民的倾向和模式。浙江人的移民出国大都是一人先行，站稳脚跟、略有积蓄后，再将家庭成员一一带走，继而带走整个家族中的人，这样若干代后就在海外形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