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促进民间参与的扩大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巨大型国家，如果每一次囿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危机都要高度依赖于上级政府的重视才能得以妥善应对的话，局部危机事件就不仅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且极有可能蔓延成为更为严重的全局性危机。这也正是应急状态下之所以要加强社会动员的题中之意。就其根本而言，创新应急处置与动员的根本路径，必须告别过去的军事动员和政治动员思维，回归真正的社会动员视野。最终的路径选择要落脚于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通过搭建制度化的参与平台，实现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体公民的协同治理。

1.发挥民间组织优势，提升民间动员能力

所谓民间组织，一般而言，“类似于英文中的‘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属于独立于国家体系之政府、市场体系之企业以外的公民社会部门，或称为非营利部门或第三部门”^[52]。鉴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国家地区的称谓习惯不同，除了上述“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以外，民间组织与“自愿组织”“志愿组织”和“社会组织”等指称的都是同一类组织，若无特别说明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大凡民间组织，一般都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公益性、社会性等特征。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出发，它具有补充功能、制约功能和自律功能。民间组织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填补国家治理的遗留领域、遏制行政的过度干预、提升社会的信任程度及公民自组织能力。因此，在应急管理过程中，民间组织凭借其特定的功能优势以及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成为开展应急动员的重要力量。由于民间组织直接生成于草根大众，对于社会实况和底层诉求更加了解和熟悉，所以其以非官方身份参与应急管理在一定条件下更加有利于开展工作，在调动和激发民众战胜危机的潜力方面也有行政系统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民间动员在应急处置时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及时性、灵活性、多样性、针对性、中立性、志愿性和有效性等众多特质，凭借其不同于政府的动员方式与运行机制，发挥搜集信息、快速反应、疏通行政瓶颈、提供专业服务等功能优势，在应急管理的不同阶段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与功能（见表5.2）。在未来理想的应急动员模式中，政府角色理应定位为主导力量，而社会民间组织，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拾遗补阙的辅助角色，而完全可以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通过民间动员适时扮演混凝土和黏合剂的角色，促使两大力量协同作战、形成合力的中介、桥梁与纽带。

表5.2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功能异同^[53]

（续表）

事实上，发达国家在民间动员方面的先进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在遇到突发性危机事件时，民间组织往往非常活跃，并常常先于政府部门一步到达危机现场。民间组织的应急动员不仅能够高效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而且能够适时反映民意、拓新应急战略、激发共同体信念、增强民族凝聚力。例如，日本的阪神大地震，最先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民间组织。韩国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过程中，也是通过民间组织的大力协助，调动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在美国，民间组织不仅消除了肆虐美国的黄热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儿麻痹症疫苗；另外，美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歧视态度也是经由民间组织的作用才得以转变的。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一场危机转化为一次契机，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执政威信不降反升，离不开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优势、广泛动员民间资源的重要经验：一方面，通过民间组织募集资金、开展救助；另一方面，通过发动社区志愿者预防恐怖袭击。大约有70%以上的国民为这次恐怖袭击进行慈善捐赠或提供志愿服务即是例证，美国红十字会的募款资金更是高达数亿美元。民间组织的积极介入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公民个体的自豪感、参与者的爱国热情和整个民族的凝聚力，而且也极大地减轻了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并使其能够集中精力致力于应急管理的长远谋划与战略发展。^[54]在新加坡，每个区域都有其对口的民防志愿小组，其所有活动都由相应的民防执行委员会统一协调；一旦国家发生灾难或战争等重大危机，总共有5万多人的民防志愿者即可全部转为隶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的全职民防职员。通过接受基本的民防技术培训和公共安全保障计划，民防执行委员会还帮助建立一个民防志愿者网络，以进行突发性危机的紧急自救和互救。在危机发生后，广大民众还通过慈善募捐、志愿服务等方式为受灾地区输送抗灾救灾所必需的人员、资金、技术设备以及其他物资。^[55]在1999年台湾发生的“9·21”大地震中，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协会提供的宝贵救灾信息，为救援部门在最短时间内及时抵达灾区救灾创造了先决条件，并成为避免贻误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的关键所在。

与政府的行政职能优势不同，民间组织在应急处置时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为：成本优势、贴合优势、信任优势和弹性优势。^[5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应急动员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行政动员模式历经60余年的发展与磨炼，在当前已经较为成熟完善，尤其是在救灾的应急反应、预警预案、信息公开和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高效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对社会动员”模式，然而在民间动员方面，并没有相应地形成一种成熟模式。由于相关部门对民间组织的政策仍然是以控制、限制为主，诸如“要有主管单位”、“法人要有10万元资金”等“麻烦登记”策略^[57]，促使众多草根性民间组织因准入门槛过高而无法获得登记资质，合法社会地位的缺失导致其正常发育受到极大抑制，由此使得民间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特优势难以发挥。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必须要大力培育和引导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通过增强民间动员能力提升应急动员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其一，应明确界定民间组织在应急处置时的治理角色，赋予其真正的独立性，避免其成为官方附属机构；其二，逐步降低民间组织的登记准入门槛，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切实鼓励灾害救助类民间组织的发展；其三，组织专业机构对民间组织进行应急技能培训，进行专业性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双强”局面^[58]；其四，加强民间动员的机制建设，搭建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平台，力促传统的行政动员机制向现代的社会自主动员机制转变。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无论是在公民主体性上，还是在其内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外部环境的规范性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转型时期的中国特色。这决定了中国民间组织的未来发展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出发，积极稳妥而又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进。

2.运用社会自主力量，搭建社会参与平台

在中国的应急处置与动员过程中，民间组织优势的发挥需要依托于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而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则植根于社会自主力量的生长，归根结底就是要注重社会参与平台的搭建。改革开放以来的应急动员实践表明，中国政府的应急处置与动员无论就其内容与方式，还是就其强度与成效而言，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未来理想的应急动员模式，其发展方向应由行政主导动员机制向社会自主动员机制转变，政府、民间组织、个体公民通过制度化的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参与平台，实现面对危机的协同应急治理。事实上，伴随治理理念的提出以及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现代危机的应急动员主体已不再仅仅指涉政府。在中国，纵使政府享有至高的权威，并以此作为发起自上而下应急动员的依托，但对这种“权威”的认识和考量却必须要重新界定与厘清：权威的维系与重塑不能仍旧依赖于“内在”地强化、固化，而必须要转向“外在”地适度放权、赋权，放手让社会自主力量走向应急管理的前台。回归真正的应急动员本身，不仅是从治理到善治的转变，也是一种大胸怀、大气度和大智慧的动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力量逐步发育成熟，在应急处置时已经足以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诸如危机发生前的预警动员、危机发生时的资源动员以及危机结束后的重建动员等各个阶段，都大有用武之地。因此，必须要回应公民社会的发展诉求及其社会力量的内在潜能，实现危机的多元共治以及动员权限的适度下移，建立执政集团与社会力量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回应机制。与此同时克服制度性缺陷，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制度保障，为社会力量的自主参与及其动员治理提供源源助力。

社会自主力量作为传统的动员对象转向现代的动员主体，从而更为有效地参与应急治理，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这些理论包括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以及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59]事实上，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公共工程，应急治理本身即内含有很强的“公共性因素”。因为大多数应急事件，都是对广大民众的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事件。因此，在应急处置时能否真正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社会公众自身的危机意识和应急能力的高低，公众的配合程度以及自我组织应对情况能力的强弱等都对整个事件的应对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社会自主力量能在实践中有效地参与应急治理，是由于其自愿性而无需占用任何行政动员成本，是由于其公益性而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痹症，是由于其民间性又具有极强的扩散效应和带动作用。社会和民间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这些宝贵资源在应急管理中能否为政府所动员起来，以及政府如何更为科学地将它们动员，很多时候成了应急处置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60]在正面作用已经基本明晰的基础上，社会力量自主参与应急治理还亟须合理的法律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设计来加以规范。一方面，应以立法的形式确保应急状态下社会力量的权限职责，逐步克服立法层次低、登记审查严格、侧重加强管理等过往做法；在依法规范和注重监督的同时，不断建立健全对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治理行为的保障机制，将应急动员纳入法制轨道。另一方面，要转变旧有思维，与民间组织共享应急动员发起权，并主动寻求与社会自主力量建立联合共治的协作格局；只有执政者有选择地退却，才会有社会力量有选择地进入；而社会自主力量的“真正进入”也同样离不开政府对其平等合作地位的承认与赋权，诸如政策上的适度倾斜、财政上的拨款扶持乃至宣传上的正面引导，等等。

概而言之，能否为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个体、广大民众、各种社会组织等搭建一个常态、开放的参与平台并且提供一个透明、通畅的参与渠道，对应急状态尤其是重大的、亟须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加以应对的重大危机状态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可以说，社会自主力量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不仅能够依托其灵活多样的草根优势对危机作出快速反应，还能够积极配合执政集团的政治动员与行政动员，通过广泛的应急动员方式实现对社会各方资源的最快和最大整合。这就有效地弥补了体制内资源的短缺问题，有利于全面整合执政体系以外的社会资源为危机受害者提供援助，比如在应急治理中发展志愿服务与慈善事业即是社会参与的重要平台。在1998年抗洪救灾过程中，社会慈善募捐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据相关资料统计，此次抗洪赈灾，国家财政向灾区直接拨款48亿元，而来自社会各界的救灾捐款达72亿元。而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出现的志愿热潮和慈善高峰则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具备相当的民间自主动员潜力。由于广大志愿者来源于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有条件充分收集、传递和共享各方信息，因此不仅可以在危机发生前帮助政府准确辨别危机、科学评估风险乃至出台危机预警提供信息参考，而且可以在危机发生时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方式进行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缓和降低危机所造成的损害。在应急结束后的恢复重建阶段，志愿者组织也可以参与社会秩序的修复、弱势群体的救助，并辅助政府为事后评估工作和回归常态管理提供意见建议。

3.维系应急动员优势，塑造“共同体”信念

应急管理不仅仅需要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进行调动和集中的体制内动员（主要是行政力量的动员），而且需要诉诸现代发育成熟的民间社会力量，以此实现应急动员主体的多元化，最大可能地吸纳和融汇体制外的各种社会自主力量。在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体制内的动员以政府为中心，更多地是一种科层等级式的、行政命令式的、全面集中的强制性机制；而体制外的动员则指涉政府、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公民社会，更多地是一种多中心式的、合作管理式的、灵活高效的自主性机制。当前，公民社会的概念业已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可。按照这一理论，公民社会将人们从国家和市场的超强控制与统治中解脱出来，主张建立自治、自主、自律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61]然而，在培育公民社会、扩大民间参与的应急动员过程中，改革创新所针对的目标应该仅限于当前体制的弊病及其导致的困境，而不应累及当前体制的优势与经验。必须看到，中国现有的应急动员机制在抗大灾、救大难时具有其独特功效，对于其中积极的一面不应在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偏废。

事实上，中国式应急动员的独特优势在21世纪前后的几次重大危机中都十分明显，并且在实践锤炼中不断强化、升级，直至迎来高潮。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高峰时刻的受灾地区每天动用的人力达致上百万。这可以说是应急动员在转型期以后的重大抗灾斗争中初试身手，而这次初试身手很快便大获成效；从一定意义上讲，“九八”抗洪的胜利正是应急动员的胜利。在2003年“抗非”斗争中，应急动员无论就其力度、广度还是深度都进一步升级。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必须将抗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进行动员。对此，薛澜如是评价道：“我们最后能够这么快地战胜SARS，很重要的一点是最后我们运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动员机制，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全国的政治体系动员起来了”^[62]。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强大的应急动员能量不仅再一次地得以验证，而且直接促成了应急动员高潮的来临。从地震发生那一刻开始，抗震救灾成为应急动员工作的中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基层民众，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自发动员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抗震救灾中；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其评价为“一场举国上下的民族行动”。高效的应急动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世界纪录”：从地震发生瞬间直至震后10天废墟下生命之火趋于熄灭，83988名同胞从废墟中获救，360多万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各路大军以血肉之躯劈开拦路石、荡平堰塞湖、阻隔泥石流，90多天里，254个不通公路的乡镇“孤岛”抢通了251个，820多万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场“非战状态下最大规模伤员转运战”打响了，13天里，10048位重伤员安然转送全国20个省区市的375家医院；4600多万人受灾，超过北欧五国人口总和，仅仅过了3个月，450余万户、1000多万受灾群众基本实现住房过渡安置，没有发生一起与地震相关的传染病暴发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3]由是观之，社会动员既然能在过往的重大应急管理中一再彰显威力，就一定有理由在当今和未来继续保持和发扬。

诚然，由于应急状态自身的多样性和复调性等特点，应急动员优势具体如何维系又因不同的危机表征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从类型学的视角来看，应对重大自然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主要是“一致性危机”）的应急动员在当今转型期较为得力，动员优势也发挥得更为显著；而对于一些重大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危机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分歧性危机”）的应对，应急动员工作则遭遇了较多的困境，原有动员优势由于立场不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动员障碍。例如，在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党群之间共通性的话语系统缺失；个别党政部门以“不明真相”等沟通话语对广大民众进行应急动员，很容易招致一些民众的抵触和不满情绪，致使危机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64]事实上，话语亲和力丧失的政治说教背后，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沟通技巧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个别党政部门由于脱离群众已经演变为利益藩篱。因此，面对各种分歧性危机事件时，必须要重塑党群之间的“共同体”信念。“多难兴邦”，执政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权能分配格局无论在何种危机面前都绝不应该是此消彼长甚或零和博弈的关系，理想的模式应当是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盟友式的“共同体”。诚如鲍曼所言，“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诚然，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角落’是‘黑暗’的）。在共同体中，我们相互都很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所听到的事情，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是安全的，并且几乎从来不会感到困惑、迷茫或是震惊。”^[65]在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党与群众之间相互信任、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依赖、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应急动员由于多种契约性、制度性的联合呈现出一种立体性范式。与此同时，动员主体不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的、相互转化的。总而言之，只有建立动员者与被动员者良性、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成功的应急处置才能实现。

最后，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治理路径，应急动员的最终出路是什么？渐趋强大、走向终结抑或被制度化？在当前的风险社会、网络时代和全球境遇下，如何做到既维系中国式动员的独特优势，又能增强应急动员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对于这些深层追问即使无从一一作出完满回应，但却全部可以回归到一点，那就是对于两大宏观系统间互动格局的创新性设计：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与以民间力量为核心的社会系统之间那个最优边界的度量和把握。在应急状态的特殊情势下，如何科学准确地找寻与指认两大系统间那个最适宜的“度”，将从根本上决定应急动员的成败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应急处置时最为理想的动员状态出现在一切发动障碍都消失了的时刻，也就是应急动员主体与客体真正建立起“现实的共同体”的时候。“现实的共同体”一俟建构并且与“想象的共同体”形成联盟之时，既可以说是应急动员这一手段已经强化到巅峰状态了，也可以说应急动员由于失去发动依据而在事实上走向终结了。这是因为：

“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在我们悲伤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人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当我们陷于困境而且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在决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之前，并不会要求我们用东西来作抵押；除了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并不会问我们何时、如何来报答他们。他们几乎从来不会说，帮助我们并不是他们的义务，并且不会因为在我们之间没有迫使他们帮助我们的契约，或是因为我们没能恰当地理解这一小小的契约书而拒绝帮助我们。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的权利，也只不过是希望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66]

【注释】

[1]杨小明、张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初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6][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1年7月1日。

[10]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09年第二季度），详见民政部门户网站：http：//cws.mca.gov.cn.

[11]转引自[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2][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等译：《寻找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3][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等译：《寻找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4]郭坚刚、席晓勤：《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15]参见席晓勤、郭坚刚：《全能主义政治与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国家构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

[16]郭于华、杨宜音、应星：《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7]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第一卷）》，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8]参见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19]孙立平、晋军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0]参见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

[2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网2004年9月26日。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23]参见龙太江：《危机管理能否“告别动员”？》，《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4]当然，在常规状态下也会有一些社会动员存在，诸如阶段性的严打整治、检查评估、精神学习以及个别政策贯彻等，但这些很显然已经不是主流的治理方式。

[25]龙太江：《从动员模式到依法治国》，《探索》2003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6]邓国胜：《“非典”危机与民间资源的动员》，《中国减灾》2003年第2期。

[27]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28]张海波：《高风险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管理——以“2008年南方雪灾”为案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9][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0]洪晓楠、林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评介》，《学术交流》2007年第4期。

[3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2]冯志宏：《全球化境域中的风险社会》，《学术论坛》2008年第2期。

[3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网2004年9月26日。

[34]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35]详见孙晓晖：《党内权力的功能定位与科学配置初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

[36]详见孙晓晖：《定位、离位与到位：党代会监督党内权力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37]王志勇：《转型期我党社会整合功能面临的挑战与制度应对》，《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38]周清：《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原因及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39]参见孙晓晖：《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执政公信力的流失及其防范——基于社会动员的分析视角》，《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4期。

[40]《七成网民认为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县处级干部最担心》，人民网2010年5月6日。

[41][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42][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43]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44]赵成根主编：《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45]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46]葛文军、张晓峰：《把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机制转变到预防机制上来——日本城市防灾管理经验借鉴》，《城市与减灾》2009年第6期。

[47]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48]李永康：《论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9][美]戴维·奥斯本、[美]特德·盖布勒著，周敦仁等译：《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者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50]《江西湖北安徽地震造成13人死亡8000余人受伤》，中国新闻网2005年11月27日。

[51]葛文军、张晓峰：《把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机制转变到预防机制上来——日本城市防灾管理经验借鉴》，《城市与减灾》2009年第6期。

[52]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3]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138页。

[54]参见邓国胜：《“非典”危机与民间资源的动员》，《中国减灾》2003年第2期。

[55]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56]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57]张义烈：《灾害救助需创新社会动员机制》，《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22期。

[58]李永康：《论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59]参见陈秀峰：《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0]王军主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61]转引自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62]薛澜：《直面危机》，央视网2003年11月11日。

[63]杨桃园：《大年大事》，《瞭望》2009年第1期。

[6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页。

[6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曲》第2—3页。

[66][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曲》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