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升公信力

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33]这实际上从党的建设方面指明了新时期应急动员的改进方向。

1.科学配置党内权力，巩固社会动员力

面对当前高风险社会对社会动员力消解的严峻挑战，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塑党的权威。权威作为执政党本质力量的体现，它的重塑应当着眼于防范权威的消解而不应成为强化权威的借口，因为过分地强化权威不仅难以适应民主化的总体趋向，而且极有可能重蹈过去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政治总动员的覆辙，使得“大政治、小社会”的总体格局难以彻底改观。既然作为外部环境的世界风险社会趋势已然无法逆转，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善党自身以更好地适应这样一个社会。重塑党的权威并非意味着这种权威已经丧失而需要重新树立，而是针对党的权威不断遭受冲击境遇的必要回应。作为权力与形象的统一体，党的权威的自身重塑有利于巩固党的社会动员力。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执政大权，党的形象及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权力的使用状况。与此同时，党内权力的运行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权力的运行。因此，科学配置党内权力，是巩固执政党社会动员力的关键所在。

作为权利的集中与让渡，权力具有二重性，运用不当会造成权力危机，党内权力也不例外。对于社会动员而言，权力的公共价值取向使得动员有了必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力量依托，有利于应急处置与管理工作。然而一旦公共权力异化成为私有工具，不仅使得应急动员的合法性依据尽失、力量依托不存，而且权力异化本身也成为一些特定危机事件（尤其是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危机）发生的导火索。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34]。因此，必须要从落实党代会的最高职权、明确党委会的权限和强化纪检委的相对独立性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35]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党代会对党内权力的有效监督，必须明确党代会最高监督机构的地位和职责、落实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从而提高党代会监督党内权力的实效性。科学配置党内权力，关键之处在于处理好党代会的监督定位、监督离位和监督到位这三大问题^[36]，这样就不仅有利于党内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且也能从源头上杜绝很多应急事件发生的风险因子，巩固执政党的应急动员能力。

2.健全党群间的沟通机制，增强社会整合力

面对风险社会和全球境遇带来的合力挑战，执政党必须增强自身的社会整合力。只有社会整合力得以显著提升，才能依靠强有力的应急动员及时回应世界风险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危机。在经济市场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各个层面的急剧转型带来国家组织结构的分化、社会组织从政治组织中分离、党组织难以涵盖所有社会组织等全新状况，执政党的任何一项特定政策措施已经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民众的利益期望与发展诉求。因此，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公众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但由社会自主空间扩展、民众主体意识觉醒以及社会结构异质化等因素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加剧。无可讳言的是，在对国家已有高效政治的整合过程中，还存在众多游离于主流渠道以外的利益群体，在这些利益群体的心理体验中，“剥夺”“愤怒”等情感已经在比例上超过了“给予”与“感激”。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与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紧张，同样还意味着部分民众对党和政府认同感的衰弱。^[37]例如，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心理现状。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部分民众的挫折感不断累积，在“蝴蝶效应”的带动下就会促使整个社会游离于主流渠道之外的利益群体愈加庞大。当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强烈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抗议行动就会在特定的、甚至是极其偶然的境遇下集中爆发出来。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和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即是典型例证。

针对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导致社会动员的成效低下、成本过高等困境，必须从系统层面加强和完善党群之间的沟通机制。健全党政部门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从宏观层面而言，应该遵循社会沟通机制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坚持整体设计、循序渐进、持续创新、比较借鉴和以人为本等原则，从文化观念、制度体制和技术革新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健全执政党、社会公众、沟通桥梁、信息传递、交流层级等基本要素的系统功能，促使执政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上下联动、相互统一，通过建立扁平式党群对话机制，搭建多元化交流合作网络，形成互动式社会沟通模式。^[38]而从微观层面讲，则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增强党群之间的平等协商理念；通过革新单通道的信息传递体制畅通党群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执政党角色的重新定位有效发挥党组织的纽带作用；通过积极稳妥的党内民主改革加强干群之间的有效沟通；通过建章立制不断完善夯实党群之间的沟通根基，等等。(www.xing528.com)

3.关注公平推进改革，提升执政公信力^[39]

针对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造成执政公信力大量流失的问题，必须要找到破解执政公信力流失的具体对策。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复杂境遇下出现的大量网络群体性事件，尤其需要关注和加以重视。事实上，网络社会只是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推进和映照，诸多“网上”事件的根源在网下。只有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深层问题，不断推进应急动员的现代化进程，才不会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陷于被动。

其一，明确价值立场，心系民众利益。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腾讯网等做了关于“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部分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40]这一调查虽有预设结论的嫌疑，不见得完全科学，但起码在公众的经验判断看来，官员对网络的疏离、抵触乃至排斥却接近于真实。然而，真正敬畏民意，也就无须恐惧网络。部分官员患上“网络恐惧症”，并不代表网络本身力量的强大。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网络只是科技发展的一项成果和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还没有异化到与人类为敌的程度。事实上，网络担负不起使官员感到恐惧的重任。恐惧网络的官员只是害怕来自上一级的更高权力，而不是网络本身以及网络所代表的意象。从根本上治愈“网络恐惧症”、维系执政公信力，只有明确价值立场，切实履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庄严承诺，将执政者与民众的利益凝聚为一个情感共同体。

其二，疏通意见表达渠道，实现公平正义理念。亨廷顿指出：“社会动员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两者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41]，“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42]作为政治稳定的重要精神资源，执政公信力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不断流失，其深层原因是很多利益群体在现实中没有被充分地动员，没有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在自身既有利益受损的情形下又找不到合适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渠道。当现代化进程遭遇网络社会，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利益诉求便会选择日渐兴盛的网络平台。公众的利益诉求在现实渠道中遭遇困境，无法到达政治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执政公信力的现实基础。因此，很多群体诉诸网络进行反映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现实社会常规的诉求渠道的不畅。如果常规渠道能解决，更多的人一定不会选择网络渠道，毕竟网络本身即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进一步畅通意见表达渠道，通过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开发和拓宽除网络之外更多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尤其是关涉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事务，务必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公信”。万流归宗到一点，即是对于公义的信仰能力与维持能力。

其三，关注深层次社会矛盾问题，培育公信力的生长土壤。在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各种传统的、新型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多样化。这些社会矛盾具有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等特点，这些特点再结合网络场域的开放性，便表现出明显的“体制性思考”特征。即使事件平息，对于执政者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争议仍在继续。这就要求执政者在应对公信力流失时实现由“面”到“体”的治理思维之转变，深度挖掘造成矛盾冲突的深层因素，突破应急式治理、运动式动员的固有思路，完善机制，培育执政公信力良性生长的土壤。2010年3月以来，中国各地的校园安全案件频频发生，一系列惨案经由网络传播引起公众的极大恐慌，并对相关部门的治安保障产生不信任感。上至教育部、公安部，下到各个地方政府在事后高度重视，一度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各地校园安保措施的花样不断翻新，一时之间各级学校门口严阵以待，全副武装的警察和警灯闪烁的警车时时徘徊在周围；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铜锣棍棒等各式应对奇招。但是运动式的即兴动员和突击式的应急治理没有找到真正的敌人，“严打”期间一次又一次校园惨案的发生，再次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对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席话才道破了这一问题的真谛：“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只有关注深层的社会矛盾问题，才能避免校园安全保障临阵磨枪式的传统模式；只有使社会冲突化解纳入常态化管理，才能培育执政公信力不断生长的土壤。

其四，推进以健全权力监督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对执政者的形象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质疑，有其体制方面的原因，与现实中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滞后于社会经济等其他方面的改革现状不无关系。尤其是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权力难以被制约监督等沉疴弊病难以在短时间内革除，这不仅长期困扰着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极大地影响执政者在部分社会群体中的公信力指数。应当不断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尤其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全盘否定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事实上，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一直是现代化政治的主流方向。要解决好党和政府不同权力的功能定位和科学配置问题，使得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与此同时，少一些同体监督，多一些异体监督；少一些上级监督，多一些人民监督，就一定能从根基上破解执政公信力困局，巩固中国政府的威信，并真正地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