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生态风险，全球危机需全球治理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生态风险递增的时期。一方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就是硬道理”等战略思想的片面理解致使很多地方政府树立起“GDP主义”发展观，由此导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长时期内忽视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并过度损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违背了可持续性原则。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导致的社会公害，诸如水、空气、食物污染和土地荒漠化在有些地方有加重趋势。在当下这样一个风险社会已然来临、自然危机不断发生、灾害时常不期而至的境遇下，广大社会成员缺乏一种必要的自身安全感。由于生态风险递增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蔓延，导致人们响应应急动员的积极性必然会不断下降。

生态风险递增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呼吁全球性治理。全球性危机关涉整个人类当前和长远的共同利益，诸如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合理解决不仅决定着今后几代人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全球性危机“从不携带护照旅行”，它们“有选择地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时间敲着每一扇门。”^[12]由于全球性危机的全球性危害，这些危机呼吁全球性治理，即需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传统的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通过全人类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加以解决。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安南就曾指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灾难，需要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合作来应对。包括各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地区性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内的所有治理主体都应大力推广“地球村”的开放理念，培育“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天下一家”的博大情怀，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同舟共济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全球制度框架内寻求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广泛合作，动员全社会、全世界乃至全人类的资源力量，努力推动全球性治理的真正实现。(www.xing528.com)

无须讳言，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立体开放、动荡多变并且布满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时代。恰如鲍曼所言：“人们感到不可靠，为未来而小心翼翼，为安全而担忧，不敢面对集体行动所要求的风险。”^[13]在中国的高风险社会状态下，由于现代性风险与后现代性风险的错综交织及外在危机与内在危机的双重夹击，传统社会风险的逻辑结构不断走向瓦解，种种难以预测、不可控制和全球性漂移的风险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存在性焦虑。因应动员客体普遍存在着的焦虑性境遇，应急处置与动员活动理应更加注重防范生态风险，树立全球性治理的动员思维，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