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行政全能主义时代，应急动员一般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发动，大多采取行政命令、行政干预等强制方式，并通过政治权威和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来进行。在此过程中，作为应急动员对象的广大社会成员，与动员主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社会动员作为一种执政方式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社会力量的民间组织和团体缺乏生长发育的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利益结构的相应调整、国家逐渐还权于社会，原先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社会成员逐渐分化为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利益群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逐步发育并在规模上不断壮大。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9年6月，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超过4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万个，基金会1622个。[10]与较为复杂的科层制结构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具有其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诸如非盈利性目的和非政治性诉求、社会联系广泛且在基层拥有强大活动力和影响力、思想较为活跃的同时价值取向多元化、竞争意识强并具有创新精神，等等。随着行政力量在某些社会领域内的逐步退出，民间组织充分填补了国家权力离开后留下的社会空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动员的诸多不足。伴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逐渐趋向理性化。无论是南方雪灾或是汶川地震，改革开放以来应急动员不断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地开始担任国家大政方针在民间社会的应急动员和政治宣传角色。确切来讲，民间组织为广大民众合理有序地进行社会参与和政治表达提供了一条规范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高新通讯技术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与电视、电话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传媒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以大众传媒为主要特征的媒介动员网络。动员主体通过对大众媒介内容的左右、对语言的规范和对传播过程的模式化实现了对“群众的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11]这在带来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扩大了思想文化传播覆盖面的同时，从根本上实现了应急动员的方式革新。特别是互联网媒介，以其虚拟性、平等性、互动性、即时性、便捷性和廉价性等特点，迅速崛起为一股强大的动员力量。网络社会的来临对应急动员工作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全新的动员手段和广阔的动员空间。改革开放以来，网络应急动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随着网络问政之风逐渐兴起，各级党政部门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府网站。与此同时，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反腐制度、网络舆情监测制度等网络规制也渐趋规范化。积极发挥互联网媒介的动员作用并加强其规制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应急处置与动员不断发展的重要趋向。(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